对话:麦克尤恩半个世纪的“人性秘密”探究
2018年12月13日 08: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13日第1595期 作者:特约记者 徐小珏 本报记者 午荷

  原题:绵绵无穷事 创作无绝期 麦克尤恩半个世纪的“人性秘密”探究

  上海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中西文化融汇是海派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英国国民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几乎所有作品的中文版都是在这里出版的,这里也有他的很多忠粉。10月31日,正在上海访问的麦克尤恩在思南文学之家与中国作家小白举行了一场对谈,主题为“骇俗者·梦想家·魔术师:伊恩·麦克尤恩的风格要素”,吸引了百余名热情读者到场。

  正如主持人骆新所介绍的,麦克尤恩被称为英语世界最会写作的人之一,是各大文学奖的常客,也是好莱坞的宠儿,他的小说《赎罪》(Atonement,2001)等曾被拍成电影。他最近一部作品是《我的紫色芳香小说》(My Purple Scented Novel,2018)。小白是上海新锐作家,代表作有随笔集《好色的哈姆雷特》《表演与偷窥》,长篇小说《局点》《租界》等,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其中篇小说《封锁》刚刚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面对读者,刚过70岁生日的麦克尤恩精神矍铄,展现出他一贯的英式幽默。

  优秀的小说家要把控好叙事节奏

  骆新:今天对话的议题之一,是麦克尤恩先生为什么那么能写。我读过他的很多作品,比如《赎罪》,这部作品采用的一个方法在文学中叫作文本交互——他既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写,还在其中包含了女主人公布里奥妮自己写的小说。所以我想问麦克尤恩先生,如果你提供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你所有作品的创作风格,你会用哪三个词?

  麦克尤恩:我很高兴来到中国就遇到这么风趣幽默又提出这么到位问题的人。要完全说清楚小说的秘密,我也不是太乐意啦!我就分享自己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写小说最重要的是把控好信息的传达。所有的信息你不能一开始就给出,你要一步一步来,找准一个较为良好的时机,在某一个转折点,把你的信息逐步释放出来。作为一个读者,你开始读《赎罪》时,可能觉得它是以第三人称,也就是以全能上帝视角写的。一个小姑娘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然后到了二战,小姑娘长成一个女青年,在那时从事护士工作。她犯的这个错误是拆散一对相爱的人,还把其中一人送入了监狱,指控他是个强奸犯。后来这个女护士见到了她当初拆散的情侣,向他们道歉,然后他们就原谅她了。但是我们读故事的时候有她名字缩写“BT”在那里,还署了一个日期:1999年某日。从这里我们就感知到,这个小说是她写的。

  但是到《赎罪》的终点,布里奥妮就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开始反思她做的事情,她终身写作,步入老迈时已经是一位名作家了。我们读到的她的小说,就是她对这些年所谓的“赎罪”。其实真相是那对恋人被拆散了,分别在二战中不幸身亡,布里奥妮也没有得到他俩的原谅,所以我这部小说呈现给大家的,是事实的扭曲。我希望通过扭曲了的版本,给作者布里奥妮和那对恋人带来一点安慰,因为她自己没有获得任何原谅,她已经是站在上帝视角来叙述这件事了,所以没有人能以更高的身份去原谅她。可以说这部小说的要素是在以一个比较缓慢的节奏,一步一步释放有用的信息,到最后你就会看到一部完整的作品。

  骆新:我个人认为电影拍得不如这部小说好。很多人认为电影是对小说文本的诠释,但我觉得文本有它的优越性。你看文本时,它的交互性远远超过电影,我不知道麦克尤恩先生对这部电影作何评价?如果打分的话,你会打多少分?

  麦克尤恩:当然我也不希望这部电影拍得比我小说还好,对吧。(全场笑)

  比起小说,电影本身会有一些不足,比如你所说的元叙事(meta narration)不能完全体现出来,在表达人物心境、心路历程、内在情绪方面,以文本呈现会更直接、更深入,电影肯定会有一定的遗失。但电影也有它的好处,拍出来会有身临其境感,作为观众看到亮闪闪的屏幕,可能有直接代入感。另外,导演和演员也会把自己的风格带到叙事中,演员对角色会有自己的诠释,比如扮演布里奥妮的西尔莎·罗南,她现在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演员,但她当时只有12岁,我非常惊讶这个小姑娘当时就已经吃透演好这部电影的所有要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骆新:小白既是作家,也是麦克尤恩先生忠实的读者,你读了他这么多作品,对哪部印象比较深?

  小白:刚才麦克尤恩先生非常机智,说他小说的秘诀是信息的隐藏,其实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全世界的读者一致认为他是魔术师,最善于把关键信息在时间上做一点延宕。我前段时间刚好看了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评论麦克尤恩先生小说的一篇论文,里面重点讲到信息延宕的问题(麦克尤恩对叙事节奏的控制、对制造悬念的偏爱,曾为詹姆斯·伍德所批评——编者注)。我认为真正的秘诀麦克尤恩先生还没说出来。要发现麦克尤恩小说的秘诀,需要完整观察他的创作生涯。

  他的每本小说我都喜欢看,我印象比较深的,对我有启示性的作品首先是《无辜者》(The Innocent,1990),他把一些非常态甚至惨痛的事件嵌入日常生活中,写得非常准确,可信度非常高,比如他把一个凶手分尸装箱在路上拖着走,碰到遛狗老太太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描写得非常准确。第二本是《甜牙》(Sweet Tooth,2012),当然还包括麦克尤恩先生前段时间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SL)“书评”版上谈论的一本书,他说最被低估的小说是奥斯丁·怀特(Austin Wright,1922—2003)的《夜行动物》(Tony&Susan,1993)。我觉得这两本书之间有共性——这也是我喜欢《甜牙》这部小说的原因——它们体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阅读还是能改变人生、改变世界,让我们对小说的力量还抱有非常大的信心,我觉得这对我们同行是巨大的鼓舞。另一本是最新的小说《坚果壳》(Nutshell,2016),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熟悉的哈姆雷特的故事。但他写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相互碰撞出来的戏剧感都是非常精确的,让人欲罢不能,我尤其喜欢第八章和第七章,他把两个不可能遇到的人放在一起,产生巨大冲撞,让主人公产生剧烈冲突的状态,写得非常棒。

  从“恐怖伊恩”到让更多光透进来

  骆新:我看到的麦克尤恩作品包括《赎罪》在内,书中人物都有一些人格上的缺损,或者说麦克尤恩先生有点像卡夫卡,经常写一些身体有点残疾、心理比较孤独的人物,其主人公特征跟其他作家写的不太一样。我想问,麦克尤恩先生你本人很孤独吗?

  麦克尤恩:我其实一点也不孤独,家庭成员众多,一直可以找到伴。如果觉得孤独,我可以去酒吧喝喝酒,很快就能打消这种孤独感,所以孤独对我不是问题。相反的是,生活在现当代社会,人的独立空间不够大。因为是网络时代,大家都有智能手机,时不时翻出手机看一看,要获得新的信息,反而自己独处静思的空间少了很多,你要回到本真、比较自我的状态,就比较奢侈了。写小说关键要找到某种合理性,或者说找到一个合理的叙事方式。比如说,在上海这座城市有大约3000万人,你是谁,你在你的命运当中到底处于哪一个点。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大家每天都很忙碌,你每天是怎么面对你的城市,尤其是当今中国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这里的人是怎样应对这些挑战的,这是小说家比较关心的。

  我为什么会偏爱写那些身心有点缺陷的人,因为我觉得那些看上去生活很完美、很幸福的人,他的生活中一定会有各种矛盾,这样我作为小说家才觉得是有趣的,可以去探索。我希望通过一些情节、人物反映出生活的不完美,性格有缺陷者更方便我进一步探索人性,这可能是小说家更关注的东西。

  对我来说,有的时候我会写像《无辜者》这样的故事:有人被杀了,尸体被放到行李箱里,有狗嗅出了这个行李箱的味儿。这跟最近沙特阿拉伯那边的事件很像,只是那个事件里没有狗而已。

  骆新:有人说你是“恐怖伊恩”,你怎么评价这个说法?

  麦克尤恩:当然了,我创作的很多小说,尤其是很多短篇,都是非常“阴暗”的,有些人可能会喜欢我这种文风,有些人可能讨厌。但随着写作生涯的继续,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当然我还是对生活中的不完美、有缺陷的性格,对人性的探索感兴趣,但我现在渐渐会让更多光透进来。所谓的光,就是各种话题,包括爱情、政治、科技、音乐、法律各方面的元素,都可以在我现在的书里找到。我45年的写作生涯,不可能只写“阴暗”的东西,不然的话我很可能就被关到精神病院了,也不可能坐在这里跟大家对谈。

  骆新:我今天除了带了《赎罪》,还带了其他几本书,有一本叫《梦想家彼得》(The Daydreamer,1994),小白如何评价这本书?这是他光透进来以后写的吗?

  小白:麦克尤恩先生其他小说的语言都非常世故、非常复杂多义,但是他能够写这样一本看上去非常简单的书,反而说明这位作家作为叙事者的复杂性。我说的“复杂”,就是sophisticated,它和汉语的“复杂”并不同义,这个单词中文很难翻译。我也曾想尝试写一个非常简单的童话或是神话故事,但是我一直没能找到那个语调,可见麦克尤恩先生在语调上控制力很强。

  麦克尤恩:这本书反而是最容易写的。作为一个家长,我要每天给我的孩子读故事,他们才能睡觉,不读就不睡,我就要为他们创作点故事,哄哄他们。我就告诉他们,我给你们讲的故事,你们要有点反馈给我,就是要有读后感和分享。

  在英国,一个小孩去上学,坐在教室里,如果走神会被老师批评的,我想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写一本书,鼓励小孩多做点白日梦,多有点奇思妙想,所以我这本书里有个单一角色叫彼得,同时这里面提到的很多物件都是我们家的,比如猫是我家的猫,房子和花园也是。这些故事都是我写的睡前故事,当然我的两个儿子也给了我反馈。这本书很自然就写成了,一年以后就出版了。

  书出版之后,英国《金融时报》派了一个记者来采访,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安娜丽娜。所以说写小说、写故事可以解决你生活中的孤独性问题,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小说家有责任探索私人空间

  骆新:我还拿了一本书——《在切瑟尔海滩上》(On Chesil Beach,2007)。我看雷蒙德·钱德勒的推理小说,都是一开始设了悬念,接着再往下讲。而麦克尤恩先生经常一开始就把故事基本上都给你说了,但他还要吸引你继续往下看,连编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的自信从哪里来的?你不怕读者翻了第一页就不买了吗?

  麦克尤恩:我最初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想写一本关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书,当时我想写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到一所学校教书,他是处男,当时美国和苏联要互相发射原子弹,他觉得我活了这么久还没爱过谁,没有性经验,就非常希望找到一个爱人,体验这种经验,不要到死了还是一个处男。

  当时我读了所有可以找到的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书,并作了研究,有了一些想法,就写了第一章,写完后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细节,就不用再写关于导弹的事情,所以就阴差阳错写了《在切瑟尔海滩上》这本书。

  当时我就希望顺着第一章把小说写完,我觉得要摒弃所有花哨的技巧,包括《赎罪》里的元叙事手法。我的灵感来源于安东·契诃夫。契诃夫写东西比较大胆,任何开场都写得非常好,一开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以上帝全能的视角,告诉你这个故事大概的情况、走向,他是把世界狠狠地抓在自己手里、呈现在你面前的作家,我非常佩服他这一点。我开头是这样写的,这个人年纪很轻,受过高等教育,这是他们新婚之夜,就这样一个开场。像这样的自信心来源于契诃夫,因为他是一个19世纪的人,20世纪的人可能就不太敢这样写。我因为受到他的指引才用了这个方法。

  小白:《在切瑟尔海滩上》我也非常喜欢,还给这本书写过一个书评。我印象当中,这本书里的叙事动力是一个名词,它对主人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想问麦克尤恩先生,是不是在那个时代的英国,这确实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赎罪》里面的小女孩也是在一封信上看到一个名词,《在切瑟尔海滩上》里面也是在新婚过程中接触到很多名词,然后内心受到冲击。在我的印象中欧洲很早就开放了,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一些名词带有很大的禁忌,会给男女主人公很大压力吗?

  麦克尤恩:确实很多所谓的名词至今还是非常强有力的。其实不管在怎样的社会、在怎样的历史状态下、在怎样的语言中,如果没有能给你带来一种联想,或者说是比较强有力的字、词,可能会是一种遗憾,倒是英语和中文里有这样的词不是坏事。我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倡导性解放,到现在很多问题并没有因为性自由时代的到来都迎刃而解。实际情况是,还有很多误解、困难、窘境目前依然没有解决。如果我把《在切瑟尔海滩上》这本小说的背景放到当今社会,这个故事还是成立的。这部小说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很多人给我写信,分享他们新婚之夜非常窘的情况。有的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结婚的,写信问我到底性是什么样的,将他的疑惑和困难跟我分享。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是从纯真的人生阶段到已经体验性事的阶段,这当中是有巨大转变的,如果要跨越这条线,就要赋予这个事件一定的意义和分量,而不是随随便便跨过去。

  我觉得作为一个小说家或是作者,应该有义务或有责任探索一些私人空间,把这方面的困窘以及大家的一些脆弱感,能够通过自己的笔触反映出来。这非常重要,而不是像杂志、电视、电影描述的那样,大家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切都没有问题。

  骆新:我还带了麦克尤恩先生的《床笫之间》(In Between the Sheets,1978),这部短篇小说集和他说的社会责任是有关系的。

  小白:我倒是更喜欢看《无辜者》《赎罪》《追日》(Solar,2010)、《甜牙》等中后期作品。这能够体现作者如何讲述更复杂的东西。我知道麦克尤恩先生非常喜欢聊社会话题,比如英国公投。从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写小说并不是在书房里写,他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干预社会,可以走在生活前面。《无辜者》里写一只狗去嗅装尸体的箱子,后面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骆新:作家随着年龄的不断变化,他的看法或者说复杂度、宽容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更愿意接近作者相对后期的作品。《床笫之间》确实是麦克尤恩先生比较早的一部小说,那个时候他应该还处于“恐怖伊恩”时代。

  麦克尤恩:《床笫之间》这部小说是我24—27岁之间写的,我当时的写作风格和现在还是不太一样,就像小白说的,所有的叙事是牢牢掌控在我自己的手中的。我后来写了《甜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说里有个作家挺像我自己。实际上是我重新读了《床笫之间》后,又把里面的一个短篇小说扩充,重新写了出来。《甜牙》以女主角的眼光把这些故事串起来,其实又回到了原来的文本中,只不过重新进行了创作。在《甜牙》和《床笫之间》之间,我其实打开了一个时间通道,我可以和当时的我(更年轻的自我)来进行一种对话。

  小白:在《甜牙》里,我们看到麦克尤恩先生对他年轻时小说的重新审视。我发现他在近阶段的写作中,包括《甜牙》《我的紫色芳香小说》等作品,他不断回顾、重新审视年轻时代的写作状态、生存状态。

  骆新:我们可以将《床笫之间》和《甜牙》互相对照着来看,看作者是怎么改变又重新解构和组合他的文本的。

  当人工智能也能写小说

  骆新:我知道麦克尤恩先生不仅关注时政问题,也关注最新的科技动向,比如人工智能问题,我想问的是,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最后,也会写小说了,你们二位怎么看?

  小白: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快就会到来,至少一大部分写作会变成人工智能写作,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网络文学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字的写作,每天写出一万字,超出人脑的写作,标准化、模块化的,完全看出来是同样一个情节。当然它不是复制粘贴,至少写作文体质感一定是模块化、标准化的产品,通过大数据采集挖掘总结出来的方案,包括我以前的编辑,他拿到一个风投,说输入几千本、几十万本小说故事,总结出一种算法来,用这个算法批量生产畅销故事。当然他是带着非常巨大的热情做这件事的,目前看来比较幼稚,但这种热情早晚会真的做出点东西来,所以我觉得一部分写作被机器或类机器人写作取代,完全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还在写,我们的写作会形成社区文化、交互文化,我们也可能产生人和机器的对抗,我们一个人可能写不过它,但我们很多人写,一个社区来写,一个集体来写,我们搞同人写作、同体写作,也是可以跟它比一比的。当然更高级的像麦克尤恩先生这样的写作,人工智能在可见的未来暂时还达不到。

  麦克尤恩:关于人工智能,很多人都非常担忧它的到来,会不会给人类尤其是个体带来冲击。很多人想,机器人比我聪明,我该怎么办?其实大家不用担忧,在现实社会中也有很多人比你聪明,不一定是机器人,所以每个人都已经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不然也不可能活到现在。其实对人来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有自己的意识、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肉身。作为AI它可以写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但它没有最源头的东西——人体感知。而你有身体,可以感知疼痛,你有情感,有怀旧的情绪、兴奋的情绪、后悔的情绪,所有这些都是肉身带给你的。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我们脑子里一共有1000亿个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有7000个联系整个身体的接口,所以整个人脑和身体的连接性非常之高,目前也没有任何AI和机器可以替代。就算可以替代,人脑也就大概1公斤扛在肩膀上,里面大概一升液体,耗电量可能就是25瓦,哪个AI可以和人脑比?只要有这副肉身在,就可以感受一切、体验一切,不要忘记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

  骆新: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能够实现所有的算法,你会发现人活在这个世界无非就是个物理性存在,所有物理性存在的东西其实都可以通过算法(我们用概率和数据)的方式来告诉你,你的下一步会做什么。那人生的选择还有意义吗?小说还有意义吗?

  小白:目前的算法,不管是对抗性的算法,还是下棋的算法,以及贝叶斯公式(Bayes Rule)等等,实际都是靠数据的输入,人必须得喂它数据。

  我讲个故事,那年我到一个岛上去玩,到机场看到一个影星,他太太在很远的地方,他垂头丧气在那里,我当时就想我要写个小说,就写他婚变杀人。两三个月后,他真的婚变了。

  骆新:这就是你的大脑算法比较准。

  小白:我不过是想象此人婚变而已。你说机器能算出来吗?我是比较怀疑的。

  麦克尤恩:我看过一本小说,讲一个人继承了一笔遗产,买了一个男性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爱上了叙述者的女朋友,是非常经典的三角恋故事,非常具有现代意义。这个女朋友到底有没有对男朋友不忠?这个机器人是不是有自我意识?——这正是机器人和人的区别,这一点是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去检测的。但其实看AI能不能替代人脑,我觉得还要通过写小说来测试,一个AI如果写出一篇完全原创的小说,没有抄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个AI或许有人脑功能。

  未来科技发展很快,像量子计算机再有进步的话,可能人脑还要有1公斤背在肩膀上,而 3毫米直径那么小的人脑也会开发出来——它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头脑,而是集中了像小白说的一群作家或是一群智士的头脑。现在有很多科幻小说也在写这一点。科幻小说的恐怖在于,有时候它们真的可以预测未来。

  骆新:我们今天占有越多,反而越被控制。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人的想法都集中起来,就知道人们在什么地方会有嗨点,也许人工智能能够创造出一个比小说更能够吸引人、更有爆炸性的效果。那么作为作者,如果你所有写作效果都被别人所预判,为什么还要写作?

  小白:如果真的实现控制论的终极目标,已经有人想象会怎么样:系统自己会崩溃的。《黑客帝国》,还有《西部世界》,里面有机器人为这个框架世界去构建故事线,控制得非常严格,所有的一切都在算法之内,但系统还是要崩溃。实际上写小说就是通过想象的方式,给人类一个试错的机会,我看到沮丧的影星,想象他婚变,这就是试错的机会。也许系统就需要这样一种反智的力量。

  麦克尤恩:我觉得各种艺术形态的终极目标或者诉求就是要探索人性,我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士,也是和科学家一样在探索这个世界,只不过他们探索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我们探索的是人性秘密,或者说人性隐秘的角落,通过我们的创作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对于我来说,文学创作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它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自己,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这和科学探索是可以平行完成的,而不只是科学探索这一种可能性存在。

  我最新写的小说里,“我”作为叙述者,是一个电机工程师,“我”和未婚妻去见她的父亲,同时带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什么都懂。“我”的未来丈人是莎士比亚专家,他和机器人相谈甚欢。他丈人觉得这个人这么有文化,肯定就是我的准女婿,到最后他的真女婿就不打破他的美梦,自己扮演这个机器人,对老丈人说“我到楼下充充电”。我希望,这样一天不要在我生活中发生。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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