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范信、金思寅:当代韩国文学——表达、创造与分享
2018年09月13日 08: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13日第1536期 作者:本报记者 午荷

  原题:当代韩国文学:表达、创造与分享——对话韩国著名作家朴范信、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金思寅

■朴范信在其下榻的酒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午荷/摄

    朴范信,韩国著名作家,明知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1946年出生于韩国忠清南道论山郡,毕业于圆光大学国文系和高丽大学研究生院,1973年以短篇小说《夏日的残骸》登上文坛,著有《火之国》《沉默的家》《乔拉杰峰》《古山子》《银娇》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以及多部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达近三十次之多,曾获大韩民国文学奖、万海文学奖、大山文学奖等多项韩国文学大奖。

■韩国文学翻译院/供图

    金思寅,韩国诗人、评论家, 1956年出生,毕业于首尔大学国文系,现为韩国东德女子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2005年获得第50届现代文学奖,2006年获得第14届大山文学奖,曾任韩国作家会议理事。

    说起韩国文学,一些读者难免将其与韩流、韩剧画等号,然而,有位韩国作家的作品,却一举打破了这样的认知。他,就是被誉为“韩国国宝级现实主义作家”的朴范信。

  8月22日晚,2018年中韩文化文流活动在北京驻华韩国文化院拉开帷幕。专程从韩国来华的朴范信,无疑是此次活动的主角。在睿智而风趣的中韩文学对谈中,中国作家毕冰宾(黑马)盛赞朴范信的小说《肮脏的书桌》“充满了力量”,让人感受到了“真正的韩国文学的魅力”。

  那么,《肮脏的书桌》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什么是韩国文学的主流和特质?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韩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文学有何关联?如何发挥文学翻译在中韩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等,活动前后,记者就此分别与韩国著名作家朴范信、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金思寅进行了对话。

  如何转换历史和现实的写作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肮脏的书桌》算得上是您的自传体小说吗?

  朴范信:可以这么说,因为里面有很多自传性的要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过,比起作家的称号,您更喜欢被称作“艺人”。那么,“艺人”该如何转换自己所拥有的历史和现实的写作资源?

  朴范信: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也说过,每个人内心可能都会有一个恶魔或是野兽,它是极为敏感的,它常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感到伤痛。比如身边掠过的一丝微风,或者是坐在那里的一位老人,这可能像是幼年未成熟的野兽那种非常敏锐的感觉,可能是内心存在的所谓艺术性的自我。这种艺术自我是非常敏感的,可能在路上走的时候,在和人谈话的时候,在看报纸的时候,突然间就伤感起来,这种伤感又会唤起我的种种记忆。我会把现实中受到伤害的自我和那些伤痛唤起的记忆放在一个篮子里,花很长时间去观察它们,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我的小说就开始进入构想阶段了。《肮脏的书桌》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把现在的我和过去的历史回忆放在一起思考,揭示和阐明二者之间的关联,从而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构造。

  小说家重要的是想象力,但是想象力不是躺在那里就会出现的东西,只有当作家所处的现实环境,或者遇到的种种事物和其潜意识两者相遇,并发生某种因果关系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想象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韩国媒体称“《肮脏的书桌》是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孤独徘徊的少年的报告书”。书中所描写的主人公16岁和56岁时孤独的不同状态,以及他在不同阶段反抗孤独的种种尝试,让人感到了一种悲壮和诗意之美。您认同《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吗?孤独对于作家是否具有多重意义?

  朴范信:我同意马尔克斯的话。孤独感是文学的子宫,这对于所有的作家来讲应该都是一样的。我年轻的时候,从十几岁到三十出头,曾经有过四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年龄大了以后,我对自己这种经历有过很多思考。我经常在想:那个时候我为什么那么想自杀?这种对于死亡的渴望到底是一种反抗还是顺从?这种思考促成了《肮脏的书桌》这部小说的缘起和开端。但是最终写出来之后,却只写了十几岁时那两次自杀未遂的经历,20岁后半期和30岁出头那两次没能写到这部小说里,或许将来会写一些短篇。

  我出生在一个并不和睦的家庭,从小认识的世界就是不和睦的,充满了冲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也是不和谐的、充满冲突的。在开始读书,有了相对客观一些的思考之后,我眼里的世界仍旧充满了冲突。这个时候我就有了疑问:如果我是正常的,那么世界就是疯狂的;如果世界是正常的,那么我就是疯狂的。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和冲突构成了根本上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的根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人生来就是不自由的、有限的,这种不自由和有限性,这种天生的孤独和对世界的不安,就构成了第一个层次的生命的孤独感。第二个就是进入社会以后,与社会之间沟通不畅所产生的孤独感,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孤独感。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主人公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和他在与社会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绝望和反抗心理所带来的孤独感,这两种孤独感作为经线和纬线相互交叉,像织成一匹布一样,构建着我的小说。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拥有这两种孤独感,它们总是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依然无法克服这两种孤独感。可以说,《肮脏的书桌》就是一部想要探讨这些问题才着手撰写的小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这部小说中,56岁的“我”,以第三人称讲述16岁、17岁、18岁、19岁和20岁的自己,现在的自己注视、审视着过去的自己,同时交叉讲述现在的自己,这种形式非常独特,却让人读起来毫无违和感。这是在写作时自然而然形成的,还是对结构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

  朴范信:不能说只是其中任何一个。在我年龄大了以后,常常会陷入一种无力感。于是,我有意把年轻时候最热烈、最有热情的“我”呼唤出来,希望他能重新附在我身上。写这部小说时,有一部分像是韩国的巫师在施行巫术时神灵附体一样,是很自然地产生的。但是小说的创作是无法脱离理性的创造化的过程的,所以这两者无法说更重视哪一者,其实是两者的结合。

  韩国文学新动向:重新找回从容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肮脏的书桌》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金思寅:这是一部具有诗的美感和密度的作品,用短章的形式描写了一个向往文学的少年自我分裂的内心世界。2014年,这部作品被译为法文后,吸引了法国读书界和文学界的关注。莫里斯·穆利埃等评论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具有“嘲讽而病态的美”,是一部“像某种预言一样的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文学教授和评论家,您如何评价朴范信在韩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金思寅:朴范信先生在过去的40年间,平均每年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以全部的生命来写作的真诚。有句老话说:“不是为了活着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朴范信可以说是真正的专业作家。

  自1973年处女作发表后,朴范信先生的初期作品因其感官性的笔触和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为人瞩目,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报刊连载小说《生如草芥》《火之国》等作品深受读者热爱,一时“洛阳纸贵”。此后经过三年多的停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凭借长篇小说《乔拉杰峰》(Cholatse,喜马拉雅山的山峰之一,朴范信曾多次前往登山)、《银娇》《古山子》以及最近的《流离》,他的文学开启了新的全盛时期。他在作品中对生命与世界本质的深刻质疑,为感性的笔触提供了支撑。其中, 2004年发表的《肮脏的书桌》,就是在这一不断调整、转变创作风格的时期,作家潜在的能量与创作中的痛苦高度凝结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韩国当代文学史,从朴正熙时期到亚洲金融危机的20世纪90年代末,从新世纪初至今,韩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有哪些重要变化?比如文学形式的大胆创新,外来文化的刺激,对现实的关注和作家的责任感,关注亚洲及全球的文学视野等。韩国文学有何新动向?

  金思寅:简单来说,到1987年为止,包括朴正熙总统任期在内的所谓“开发·独裁期”的韩国文学,为反抗政治、社会中的不义和经济上的不公发出了声音。多数情况下,小说表现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现实主义叙事,诗歌表现为对抗争激情的表达。

  从部分实现民主修宪的1987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这段时间,潜伏下来的多种矛盾和欲望大规模喷发出来。同时,电子媒介、视听媒体压倒了印刷媒体,“文学危机论”大行其道。新的形式实验和打破禁忌的内容,在诗歌和小说中都有很多的尝试。从那之后到21世纪的今天,韩国文学或许正处于一个重新找回从容稳定的时期。和此前相比,小说在重新发现个体和内心的同时,叙事也更具有弹性。与SNS(社交网络服务)相结合的新的写作形式和创作范畴的探索变得更为重要。如果不考虑语言的障碍,韩国文学现在获得了一种在情感与问题意识上与西方主流文学高度一致的某种共时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的大量出现也是韩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对今天的韩国作家来说,具有很大影响的可能是“世越号”、新政府、me-too运动等。当然,对“永恒价值”的向往,作为文学重要本质,也在另一方面继续存在。

    ■8月22日晚,朴范信(右一)与中国作家毕冰宾(左一)在“中韩小说对谈”中。左二为翻译家徐黎明。午荷/摄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到韩国女作家,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申京淑的《单人房》《寻找母亲》(2011年获第五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韩江的《素食者》(获2016年曼布克国际文学奖),金爱烂的《老爸,快跑》《我的忐忑人生》等作品,被译成中文后受到读者喜爱。我报“国际月刊”还刊登过一篇介绍韩国女作家的文章。正如该文作者薛舟所说:在多元的世界格局中,韩国女作家正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魅力,呼应了愈来愈热的女性写作世界潮流。您觉得在韩国这样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是什么造就了女性文学的繁荣?

  金思寅: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可能首先是因为男性作家相对来说写得不够好吧?或许是男性作家宿命性地带有男性中心主义的虚伪意识、家长式习性,使得他们在直面新的时代要求时,难以实现自我与现实的客观化。

  关于女性文学的繁荣,是因为女性被各种原因推到了现实的外围,处在弱者的地位,所以能够客观地观察人生和世界的真实,揭露问题的愿望非常强烈。同时不能漏掉的是读者层的变化,韩国日益提高的女性教育水平和女性越来越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使得文学读者层的主流由受过教育的男性阶层变为女性阶层,她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故事。

  何谓韩国文学的重要特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于韩剧的影响,一些读者对韩国文学多少会有些误解、误读,认为韩国文学多是风花雪月,比如像《来自星星的你》那样的浪漫爱情故事,或是像《巴黎恋人》那种“霸道总裁爱上你”的类型,而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是时候展示韩国文学的本来面目了。那么,韩国文学的最大特质是什么?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学,韩国文学有哪些独特的审美趣味?它与韩国民族文化传统有哪些联系?

  朴范信:韩流或者韩剧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是韩国普通人浪漫幻想的一部分,可以说它是虚伪的、非真实的。大众文学或者说大众艺术表达大众的幻想,这也没什么可以指责的。韩流、韩剧等可以给普通人一些麻醉性的安慰,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韩国文化的主流。

  韩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分裂国家,也是一个在短时间内飞速成长的国家。韩国作家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和罪恶,这些都是韩国作家的命运。对于韩国所有的作家来讲,他们创作最基本的背景是分裂的现实,最根本的痛苦可能源于国家分裂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融入他们的DNA中,也是其他国家的作家所不具备的。但是对于韩国作家来说,这种痛苦同时也是一种力量,是一笔重要的财富,这可能是韩国文学很重要的一种特质。

  《肮脏的书桌》里有一个场景,妈妈在擦地的时候,突然把抹布撕裂了,她向我走过来那一刹那,实际上是妈妈内心里长期被压抑的那种痛苦,在一个瞬间的爆发。这种痛苦的表达是韩国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表达。我的一个读者跟我讲,这个场面是这本书里非常美丽的一个场面,这种表达方式看起来是一种悖论,但它是韩国人才能理解的一种表达方式。妈妈的这种非常痛苦、神经质式的表达方式,在韩国人看来充满美感,因为它是韩国人特有的一种分解内心痛苦、表达痛苦的方式,是一种韩国的“恨”文化,同时也是一种遗憾的文化,是一种把内心一个个结解开的过程,这也可以说是韩国文学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质。

  韩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经济发达、快速发展的国家,很大的原因来源于她的痛苦,痛苦成为这个民族的力量、品格,成为他们的星星。这是韩国能够发展的秘密,而且韩国人也领悟、理解了这个秘密。

  金思寅:我回答两点,虽然都可能带有过度主观性的危险。

  第一个特质是韩国文学的生命力和开放性。这个特征从长远来说,源于夹在大陆和海洋之间、身为桥梁的地缘学本性,近一点说来是20世纪的100年间,因为外来势力的强迫而导致的急剧变动与深度痛苦。

  在经历了日本的侵略和南北分裂以及朝鲜战争之后,韩国依然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经济成长和西方式的现代化。韩国当代文学也是在传统(东亚)与现代(西方)的结合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有着经过洗礼后的美感。海外的大众对于K-pop(韩国流行音乐)、 K-drama(韩剧)的广泛关注,和这种走向不无关联。

  第二个特质是,韩国文学作品不管运用什么形式,总是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其结果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是熟悉和自然的,但是也会因为其地域性和特殊性过多,使得韩国文学在探索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上尚有不足,令人扼腕。但是这种对共同体的命运与现实的关注,其根源在于儒家文化圈特有的经世(指极其关心社会、参与政治)写作和志士(指以天下家国为己任的士大夫)型写作。

  中国古典文学:最基本的文学养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肮脏的书桌》里的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了不少外国文学和本国文学,书中提到的外国作家和诗人有叶芝、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罗、萨特、让·热内、三岛由纪夫等,还有韩国诗人林和、吴章焕等。那么,您本人从一个少年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作家对您产生过影响?从创作理念或写作技巧的角度,哪位作家对您影响至深?

  朴范信:实际上,在我十多岁的时候,也就是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个年纪,我更多是通过书本来认识现实世界,由于当时读了很多书籍,所以小说里面很自然地会出现这么多的作家和作品。实际上在我从一个少年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中,给我带来最大、最基本影响的,其实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由于是最基本的,反而没有被提及——像《论语》《诗经》《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我是韩国最后一代受过汉字教育的人,所以受这些古典作品的影响很深。

  我虽然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能接触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鲁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经过了朝鲜战争以后,包括战乱时期,在当时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是存在主义,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文学,比如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而且当时我正年轻,正如大多数少年都会做的那样,我比较喜欢西欧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因为这样可以在别人面前显得我更加有才华。所以当时会读很多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作家,例如纪德、让·热内、司汤达等。当时由于翻译上的限制,中国当代文学没能读到,但是我读过一些日本作家和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例如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甚至高尔基的作品,只不过当时我几乎完全是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接受这些作品的,这些阅读可能成了我两次自杀未遂的根源。

  对我年轻时第一次自杀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热内说的那句话:“只有死亡才是证明我活着的唯一证据。”当时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可是我后来才知道,热内活到了76岁,享受了他的青春和生活,可他的话却让一个东方的少年完全沉迷其中,企图自杀。如果能见到热内的话,我很想抓着他的脖领子质问一下。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韩建交后,您同中国作家交流多吗?哪位作家的作品令您印象深刻?

  朴范信:正如刚跟您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古典文学,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接触相对较少,由于韩中关系的原因导致交流中断,到鲁迅为止就没有多少了解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我才接触了一些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比如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小说。我非常希望韩中两国的文学交流能够活跃起来,两国作家相互能有更多的了解。2010年我曾和中国作家蒋韵在上海的《小说界》上共同参与“中韩作家长篇小说联展”,她的《行走的年代》和我的《流苏树》同时刊登在一本杂志上,我认为这也是韩中两国文学交流很好的范例。我最近读过的一本中国小说是苏童的《碧奴》。

  中日韩三国作家不要只朝西方看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有的韩国作家还创作了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比如赵廷来的三卷本长篇小说《丛林万里》,故事背景是我们称之为“魔都”的大上海。院长先生如何评价这一类作品?

  金思寅:上海可以称之为新时代飞速发展的中国的缩影,所以,虽然作品的主要背景是上海,但实际上应该说整个中国大陆才是故事发生的舞台。这部作品的主要人物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商人代表们。小说以青年一代和中年一代经历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又为了共同的利益齐心协力奋斗的故事展开,描写了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在巨变中的种种面貌,是一部成熟作家的力作。与此同时,中国对于韩国来说是揭开亚洲发展新篇章的邻居,描写对中国的印象,可以说是作者独具慧眼,令人瞩目。

  这部作品向韩国读者介绍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选择这条道路的原因以及变迁的过程,虽然对于一部作品的评价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丛林万里》中介绍的韩国人视角下的中国面貌,如果在中国被广泛阅读的话,对于韩中两国重新认识双方,可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介绍一下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宗旨,以及贵院在中韩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金思寅:与全世界读者共同分享韩国文学的魅力,并向韩国介绍海外文学中宝贵的精华部分,从而使各种语言的文学在维持其固有特性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世界文学秩序,是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宗旨。中国是韩国人长久以来受到文化影响最多的、共同生存发展的邻居。中国既是对韩国文学传统影响最大的邻居,也是未来建立新东亚共同体过程中最需要进行紧密合作的邻居。为了巩固长久以来发展的宝贵文化成果,助力未来的发展,翻译介绍韩国的文学作品,发展让双方优秀作家交流的文化事业,是韩国文学翻译院当仁不让的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外国文学界、翻译界也有这样一种共识:人类需要交流、沟通,而全人类心灵沟通最好的工具就是文学。朴先生已有多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出版,您如何看待文学翻译?对于阅读您作品的中国读者,您有什么话要说?

  朴范信:我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可能会存在完整的翻译,在文学领域,完美、完整的翻译可以说是不存在的,甚至有些时候翻译本身还会成为障碍的制造者。但是人类本身是非常需要交流的,译文使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有极大的存在必要,而且是越多越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惜,中日韩三国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我刚才也提到过,中国古典文学是我最基本的文学养分,因为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对于作家来说,也会发现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三个国家的作家都很少互相看对方的作品,反而都在朝着西方看。今天的中日韩三个国家的文学都有一种忽视对方的倾向,我觉得非常遗憾。

  现在留学生越来越多,本来文化交流变多后是可以培养出很好的翻译家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文学翻译没有市场,翻译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所以这方面不尽如人意。我觉得这个工作不能只靠市场来完成,要靠政府、学界和一部分有识之士聚集在一起,来建造这个市场。这个工作可能是今天邀请我来的韩国文学翻译院等机构正在做的事情。

  希望中国读者不要只关心西方的文学作品,虽然我本人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也远不如对于西方文学的了解,但是我会努力来关心中国文学作品,希望中国读者也多关注韩国文学作品,通过韩国文学作品发现自己的内心,看到更多与中国不同和相同的东西。这是我想对中国读者说的话。

  (感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韩语系徐黎明老师的倾情翻译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朝韩语系孙曼宁同学的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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