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庭故城遗址考古新进展
2020年11月27日 08: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27日第2057期 作者:郭物

  北庭故城遗址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12公里处,南枕天山、北望草原,核心区域占地1.5平方公里。其外城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大体分内外两重城。内外城墙均有护城河、马面、敌台和角楼。

  定位与进展

  北庭故城是目前天山北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古代城市遗址。先后为唐代庭州和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高昌回鹘夏都、元代都元帅府和别失八里宣慰司驻地,是唐至宋元时期天山北麓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也是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对古代西域的繁荣稳定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总之,以北庭为核心的城镇体系是丝绸之路上一个连接东方与西方、草原与绿洲的重要节点和枢纽,是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重大贡献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北庭故城遗址迄今已获得中国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三顶桂冠:1988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2月被列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新疆地区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6月作为天山以北唯一的遗产地,被列入“丝绸之路:起始段及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6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新疆文物局的关心和支持下,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城市考古的经验和理念来规划和推进相关工作,从城门、街道和水道等城市框架性节点入手,普遍勘探和重点发掘相结合,探沟解剖和全面布方发掘相配合,点面结合,层层推进。

  发现与认识

  2016年、2018—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木萨尔县文化与旅游局(原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北庭学研究院,经过四年、近万平方米的田野考古工作,北庭故城考古取得了以下四方面的成果。

  其一,对内外各城门进行了发掘,各座城门的形制布局和建设、使用情况渐渐清晰。

  2016年、2018—2019年发掘了北庭故城内城西门、内城北门、外城北门、外城南门四座城门。

  考古发掘发现,内城西门门洞路面高于现代地面1米左右,在内城西门北侧门洞位置清理出9个排叉柱的柱槽及基坑。门洞有后期夯土封堵痕迹。该处遗址发现了唐开元通宝、铁铠甲残片、各类陶器残片和动物骨骼等。在内城西门城墙外侧南部,发现一个用不同时期夯土和土坯建造的长方形封闭区域,可能是回鹘时期依托城门增建的一个建筑遗迹,为进一步了解城门的时代和结构提供了新材料。2019—2020年继续清理了这个遗址和西门前的城壕。建筑遗址出土了滑石制作的石圭形器,城壕出土了典型的唐代联珠莲瓣纹残瓦当,与长安发现的唐代瓦当相似,说明西门城楼曾经使用过典型的唐代瓦当。通过门址附近的解剖沟发掘,基本可以确定护城河的位置、宽度和深度。内城西门门洞附近的护城河距城墙近20米,上口宽度为9—10米,深度为2.9米。城门以外的城壕上口宽度则迅速增加至20—30米左右。

  内城北门西侧门洞壁保存较好,可以看到中间的排叉柱是垂直的,两边则随城墙略有收分。考古发掘揭示,门洞两壁排叉柱的基坑使用方形柱础石,西侧可见排叉柱柱槽7个,路面已经被毁。通过发掘东侧城墙,确认有上马道。通过探沟清理出内城北门外侧的护城壕。在内城北门内侧南部探方内,发现了莲花纹的瓦当,是北庭故城较少见的瓦当,有可能是唐代的。在内城北门南侧,还发现由素面砖、莲纹砖铺成的地面,莲纹砖呈正方形,四个角为唐草纹,中间为花心,莲瓣是中间的主题纹样,形成一个完整的莲花,外面一圈联珠纹。这种莲花纹的瓦当和地砖在唐代非常盛行,尤其在皇家以及达官贵人阶层,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上面的联珠纹是从古波斯经中亚,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的。北庭故城发现了莲花纹方砖,说明作为北疆地区最高统治机构,北庭都护府的级别较高,也充分说明当时这里非常繁荣。

  内城南墙中段台地破坏严重,仅剩生土层。发掘证明,这里可能是南侧城门遗址,但很有可能是作为南墙军事指挥和警戒中心的一处大型敌台遗址,内城并未设置南门。

  外城北门门洞两侧的排叉柱使用木地袱作为木柱础,门洞宽4米。外城北门在历史上曾被用土坯和土封堵过。到了近现代,利用城门城墙修建的烧酒作坊、民房和井都被清理出来。通过对探沟的发掘,可知在羊马城修建以前,北门外应有一条护城壕沟。在外城北门瓮城的夯土内,发现了一枚开元通宝,对外城的城墙修建年代上限的确认,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修建的最早时间不会超过唐代铸造这枚开元通宝的时期。

  外城南门原来存在瓮城,但毁坏严重,通过探沟的发掘,发现了一些线索,至于具体的形制布局还需要更多的工作。

  其二,对城市的道路、水系进行初步勘探解剖。

  为了解内城护城河水系分布,2019年在内城南部连接护城河的沟状遗址里开了探沟,探沟向东延长至遗址。探沟内发现的沙砾等遗迹现象,说明这条沟可能是内城护城河的引水渠道。探沟西侧还发现了骆驼的骨架等遗物,东段遗址位置发现一个较大的圆坑,坑中堆积了土坯、陶片、残地砖等,可能是后期形成的堆积。根据普探,城市中的用水主要是来自水井。除了护城壕,城中凹陷的沟壑均是道路,通过发掘可知,有的沟壑部分在后世曾被挖开,作为垃圾坑使用。部分内城护城壕可能在10世纪时,作为道路系统的一部分也被填满了。

  其三,对外城南门内侧附近的6号佛殿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勘探,基本揭示了佛殿的形制布局、建造使用的技术和过程、周围存在的遗迹等情况。

  2019—2020年持续发掘的6号建筑基址,为佛教寺院中一座佛殿的高台式基址,东西残长24米,南北残宽21米,残高6.5米,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下部为高大的夯土台基。整个高台佛殿基址外围发现部分围廊遗迹,而围廊可能有围墙,东部两端有墩台遗址。夯土台基布设两层纵横交错分布的栣木槽孔,槽孔用专门的土坯两侧构筑,栣木放置妥当后,槽孔上再用土坯盖住,继续向上夯筑。从一些残留迹象看,夯土台基周围包砌一周土坯墙体,可以看出为两次包砌,第一次包砌的边缘还有若干柱洞的痕迹;台基顶部先以土坯墙体垒砌成横长方形框架,其内填充土坯残块,形成上层基址。上层基址可能分为一大一小南北两个房间,南侧房间地面涂抹有石灰层。

  6号建筑基址与之前发掘的5号佛塔遗址,共同构成了北庭故城外城南门内一个规模较大的高昌回鹘时期的重要佛寺遗址。在距离6号高台佛殿遗址西侧约100多米的探沟中,发现了景教的铜十字架,十字架两面刻画有精细的人物图案等,说明历史上景教因素在北庭故城的存在。高台式基址北侧、西侧探沟发现半环绕佛殿遗址的人工池子,这种做法在城西的高昌回鹘王家寺院有明显的体现。在佛寺西侧还发现一段土坯墙,可能是佛寺的院墙。探沟出土文物有黄绿釉彩龙身建筑构件、塑像残块、瓷片,等等。

  其四,对城内重点建筑遗址的发掘。

  2020年主要的考古收获是清理出8号大型建筑居址,位于内城北门南侧90米处,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和瓦当等材料,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说明这是一处自唐代到宋(包括辽和西辽)元时期不断重建的重要建筑所在。子城夯土墙发现两次修补遗迹。出土文物有唐宋时期的钱币、莲花联珠纹瓦当残片、地砖、筒瓦残片、陶器和动物骨角器等。

  价值与意义

  北庭故城最终的格局可以总结为“两套四重八块”。两套指内外两城。四重分别是核心的子城、内城内部包裹子城的一圈方形墙垣、内城和外城。故城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分块,有的是用凹沟分割的地块,比如内城北门外的长方形地块;有的是后来用城垣围出的区域,比如羊马城等,大致分为八块。

  考古证明,北庭故城基本是唐代中央王朝通过庭州、北庭都护府为代表的机构,在管辖西域150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的。其大小两套城墙的变化,反映了故城从庭州到北庭都护府的发展演变历史。高昌回鹘和元代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大体的形制布局,仅做局部的修补和更改。

  通过考古工作的开展,北庭故城唐至宋元时期的面貌慢慢显露出来,可以看到北疆地区最重要的军政、军府的格局及发展历程,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也被揭示出来,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北庭考古后续研究还需要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多领域深度互动,相互配合,相互启发,力争全方位复原和活化北庭的历史场景。

  北庭故城遗址是历史的现场和见证,北庭考古以实物证明唐至宋元时期,特别是唐代时期中原王朝在新疆有效的治理和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宋元时期仍然在高昌回鹘(包括辽和西辽)和蒙元的管理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历史及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四个共同”的重要实物教材,对于贯彻落实“文化润疆”工程,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常畅
二维码图标2.jpg
重点推荐
最新文章
图  片
视  频

友情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官方网站 | 中国社会科学网

网站备案号: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0146号 工信部:京ICP备11013869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总编辑邮箱:zzszbj@126.com 本网联系方式:010-8588680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1-12层 邮编:1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