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蟾蜍石圈墓的文化内涵
2019年12月05日 09: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5日第1830期 作者:丁杰

  2018年6—10月,为配合公路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了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爱新舍里镇的阿布散特尔墓地。该墓地主体墓葬的文化属性为索墩布拉克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是主要分布于新疆伊犁河谷的一支以彩陶著称于世的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新疆首例蟾蜍石圈墓

  阿布散特尔墓地的墓葬地表形态多为石环圈形状,出土罐、钵、壶等陶器以及青铜马具、扣饰等遗物。在发掘的88座墓葬中,Ⅰ号墓群A区第27号墓(ⅠAM27)的地表形态殊为奇特。该墓葬位于墓地西部边缘区,墓口上方的原地表摆放内外两周石圈。其中,外圈直径8.0米、宽1.0米、高0.2米,与内圈相隔1.0米。外圈的西部正中位置,摆放了一尊形似蟾蜍的硕大卵石。蟾蜍石前肢撑地,头朝东微微昂起,整体形态呈蹲踞状。蟾蜍石体量较大,露出地面的部分经过长年的风吹日晒,颜色乌黑锃亮。这些特征使其迥异于构成ⅠAM27地表石圈的其他小块卵石,在整个外圈中位列正中主位,呈现“独尊”之势。

  ⅠAM27墓向240度,墓室开口在原生砂砾层下,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长2.2米、宽0.6米、深1.2米,室内填充黄土、砂砾、卵石等。墓室内,人骨骨骸大多集中于墓底中部偏东处,发掘过程中未见被明显扰动痕迹,且不见随葬品。发掘者初步推断,墓主疑似二次迁入葬。值得注意的是,ⅠAM27的墓坑走向与蟾蜍的方向基本一致,均为东西向。检索既往发掘资料,这是新疆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在墓葬地表石圈内人为有意摆放蟾蜍石的葬俗,可谓罕见。因此,我们将这一新发现的墓葬形态命名为“蟾蜍石圈墓”。

  中原蟾蜍文化的物证

  这座蟾蜍石圈墓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在新疆史前考古发现中,此前尚未见到过蟾蜍造型物出土。那么,这座石圈墓上的蟾蜍造型,究竟来自哪里?

  实际上,中国崇蟾习俗可谓源远流长。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我国先民就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蟾蜍进行造物或装饰。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陶罐上就浮雕有“蟾蜍纹”和“蛇衔蟾蜍纹”,它们背部被戳满小坑窝,以喻蟾蜍身上的疙瘩。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仰韶文化和河南陕县庙底沟文化的先民,亦在彩陶盆上绘饰蟾蜍图案。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也都出土有玉蟾。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蟾蜍造型和纹饰,具有强烈的象生写实风格。

  在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先民很可能以蟾蜍(蛙)为图腾,其彩陶的主体纹样之一就是蟾蜍纹(蛙纹)。但此时的蟾蜍纹(蛙纹)已从“具象蛙纹”演变为“抽象蛙纹”,它着重表现蟾蜍(蛙)的肢爪,并具有了格律化和符号化的风格,故又被称为“拟蛙纹”“变形蛙纹”“蛙肢纹”“蛙人纹”等。

  夏商周时期,我国出现了更多的青铜质、陶质、玉质、绿松石质的蟾蜍造型。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过一只匍匐状铜蟾蜍;上海博物馆馆藏商代晚期的青铜卣形器上,就装饰了蟾蜍纹,蟾蜍纹背部作格状,以象征其身上凸起的疙瘩;陕西城固县五郎庙出土一件商代晚期青铜钺,钺身中央镂刻了一只肢体分明的伏蟾形象;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宫殿区出土一只造型奇特的灰陶蟾蜍,蟾蜍全身用细线雕刻出疙瘩纹;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和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亦出土过商代绿松石质的蟾蜍。综观出土的夏商周时期蟾蜍造型,它们均四肢屈回有度,生动形象,有着极强的艺术表现力。

  将蟾蜍作为图腾崇拜,体现了我国先民对于生命繁殖的渴望。蟾蜍一次可产卵数千枚,古人在惊异于蟾蜍极强繁殖能力的同时,也渴望自身多子多孙,宗族人丁兴旺,于是自然对蟾蜍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和崇拜。不惟生殖崇拜,在蟾蜍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又渐次融入了祈雨、辟邪、升仙、长生不死、月亮崇拜、阴阳和谐等新的文化内涵。

  蟾蜍造型作为中原地区的一种传统文化符号,出现在伊犁河谷的索墩布拉克文化中,应当是战国时期中原蟾蜍文化向西域地区的传播、延伸和拓展。蟾蜍文化的西渐有可能是伴随着人群的迁徙而来,也有可能是蟾蜍信仰逐次远播伊犁河谷,并嫁接于当地的丧葬习俗而最终开花结果。虽相隔万里,新疆蟾蜍石圈墓的主人却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共享了同一种文化符号,这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实质上,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新疆地区就同中原大地保持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商代时期,中原同西域就存在着玉石贸易。而早期铁器时代伊犁河谷曾繁荣一时的彩陶文化,也极有可能是通过彩陶之路,从中原和甘青地区一路传播而来。此次伊犁河谷蟾蜍石圈墓的发现,又为史前丝绸之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增添了新的可靠证据。

  体现“死而复生”观念

  嫦娥奔月是我国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秦简《归妹》篇中,已可见其早期的故事祖本,至东汉,其故事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张衡《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在汉代的民间信仰中,姮娥变身的蟾蜍已然常驻月宫了。

  而来自考古材料的证据更为直接。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曾侯乙墓衣箱上所绘的天象图中,就直接以蟾蜍指代月亮。汉画像石中,在月亮中刻画蟾蜍已成为一种程式化的图案。这种“化蟾蜍为月亮”的图像艺术说明,战国两汉时期,蟾蜍已普遍被视作月亮的象征物了。

  如果蟾蜍石圈墓上的蟾蜍象征月亮,那它又代表什么含义呢?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据闻一多考证,顾菟即为蟾蜍的别名。古人观察月相的变化,看到月亮有规律性地“月缺而渐没,月没而复圆”,所以得出朴素的经验结论,认为月亮好像每个月都能“死而复生”一样。但古人又无法解释这种月相,所以自问自答,给出了猜测性解释:“月亮为什么有这样的神性呢?那是因为有‘顾菟’(蟾蜍)在其中的缘故吗?”

  笔者认为,蟾蜍有能使月亮“死则又育”的这种认识,可能与战国时人对蟾蜍生物属性的观察有关:蟾蜍有冬眠的习性,一到冬天便进入休眠的状态,不食不动似已死亡;到翌年春回大地时,蟾蜍又会苏醒过来,恢复生机勃勃的状态。在古人看来,这就是一种“死后复生”的神奇能力。古人通过“通感联想”,将蟾蜍的这种生物属性类比月亮的自然特性,认为正是月亮中的蟾蜍使月亮具有了“死而复生”的能力。既然蟾蜍具有再生的功能,那么新疆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先民在石圈墓上摆放蟾蜍,就是希望墓主像蟾蜍和月亮那样,能够得到重生。

  当然,尚有另外解释的可能性。根据王仁湘在《器晤·搜蟾小记》中对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对鸟纹玉佩含义的破译,对鸟合围出的空隙,其实恰恰就是一只玉蟾的轮廓。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凤鸟和蟾蜍就已组合在一起出现了。鸟与蟾的合符造型可能是史前阴阳观的艺术表达。在汉代画像石中,日中金乌与月中蟾蜍搭配对应出现已成为固定模式。

  该蟾蜍石圈墓的蟾蜍面朝东方,我们田野观察亦发现,早晨太阳升起的第一缕阳光正好照射到蟾蜍的头部。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先民观察日月交替,发现日升月落,月升日落,周而复始,可能由此认为:日为白昼,代表生;月为黑夜,代表死;人的生死就像日月交替一样会循环往复。因此,ⅠAM27的族群将代表月亮的蟾蜍石摆放在石圈西部,代表着墓主的死去;并将蟾蜍的头部对着东方太阳升起的方向,希冀墓主死后重生。

  不容忽视的是,在战国两汉时期浓厚的神仙信仰中,蟾蜍也是西王母神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或侍奉于西王母身侧,或捣药、或抬钵、或嬉戏。在长沙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为墓主升仙所营造出的地下、人间、天上三重境界中,月上蟾蜍代表的正是天上的仙界。如果引入汉代人死后观念中的升仙信仰来考量蟾蜍石圈墓,亦不排除蟾蜍石有帮助墓主灵魂升仙作用的可能性。

  要之,新疆蟾蜍石圈墓上的蟾蜍石所代表的墓主的生死信仰,无论是希冀重生还是灵魂升仙,均是对死后世界的设想,这一信仰的根脉无疑是在中原地区。

  重要的文化价值

  自伊犁河谷蟾蜍石圈墓之后,随着内地汉族向西域更大规模的移民,更多的蟾蜍文化传入西域。在吐鲁番阿斯塔纳13号墓出土的一幅表现墓主人生前真实生活场景的东晋纸画上,画面左上角的圆圈内绘有代表月亮的蟾蜍,右上角圆圈内绘有代表太阳的金乌,两者之间绘有两组不同指向的北斗七星。这些都显示了中原蟾蜍文化对西域地区持续不断的影响。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要冲,此次蟾蜍石圈墓的发现,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战国时期中原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就已通过“前丝绸之路”传播到了西域,而且充分证实了西域大地与泱泱中华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蟾蜍作为中原文化的友好使者,携带着中原传统文化的基因,传播到了遥远的西域,就此意义来讲,蟾蜍石圈墓沟通了汉代之前的中原与西域。

  蟾蜍信仰是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石圈墓是新疆史前游牧文化的传统葬俗,此次伊犁河谷发现的战国时期的蟾蜍石圈墓,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荟萃合璧的产物,意义重大。一方面,蟾蜍文化被吸收进西域地区的原有葬俗中,这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蟾蜍信仰的内涵。另一方面,蟾蜍石圈墓的发现表明,西域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通过蟾蜍石圈墓一斑窥豹,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的交流交融,不仅建设了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发展。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唐时代的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研究”(18AZS005)、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史前丝绸之路中亚来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新疆本土化及其中国化问题研究”(17YJC780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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