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尤重实物资料，重要的考古发现往往推进考古学科某些分支的大发展，陕西西安何家村遗宝就是这样的重要发现。

　　风格：异域色彩浓烈

　　何家村窖藏文物的品级极高，入藏时也比较精心，器物组合完整，出土地点准确，出土信息丰富，对理解、探讨、阐发器物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有极大帮助。

　　从器物的形制看，既有古物，如“即墨之法货”刀币等，也多有时器，如组合完整的银质药具；从器物的材质看，既以金银器皿为主，又兼有玉、玻璃、水晶、玛瑙、珊瑚等种类；从器物的风格看，异域色彩浓厚，胡风浓烈，受西域的影响明显，管中窥豹，或可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历史事实。这批文物给人以极大震撼，不惟材质的贵重，工艺的精湛，更有其艺术上的感染力，既是中国工艺史上的巅峰之作，更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可谓古今中外，八方来风，汇聚于此。

　　关于窖藏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就窖藏钱币的种类来说，最早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刀币“即墨之法货”、战国时期赵国的布币“京一金斤”，按时代顺序依次还有西汉吕后、汉文帝、新莽，东汉、三国刘蜀、孙吴、前凉、南陈、北齐、北周、唐等各时期代表性钱币，基本每个时期收藏一枚。从地域上看，有西域高昌的“高昌吉利”、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还照顾到了东方的邻国——当时影响力还相当有限的日本（和同开珎），这在历来的窖藏中是罕见的。

　　可见，何家村窖藏器物的拣选者和入藏者应该具有相当的古物学知识、史学知识和政治观念，属于具有一定地位的知识阶层。窖藏看起来并不像是一次仓促的埋藏行为，结合组合完整的炼丹器具、富有传奇色彩的十二金龙，何家村窖藏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

　　金银器：大唐气象再现

　　窖藏器物体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有直接传自异域的波斯萨珊凸纹玻璃杯、波斯萨珊银币、粟特素面罐形带把银杯、东罗马金币，有仿造西方的鎏金伎乐纹八棱鎏金杯，还有在外来因素影响下创制的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等。除去直接受到粟特、波斯影响的器物外，还有大量受外来因素影响的创新品种，说明多种文化因素经过并立、碰撞后进行了融合，意味着一种独立的新文化产生。融汇东西的大唐文化对周边各国家以及后世各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银器是最能体现大唐气象的器物，何家村窖藏器物风格独特，大量团花图案装饰的运用与单点式动物纹的设计，在工艺美术史上别具一格，对后世金银器影响很大。张景明认为，辽代金银器尤其是早期器物，在种类、形制、装饰、工艺上都深受唐风影响。典型器物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五瓣花口金杯、鎏金对雁衔花团纹银渣斗，丰镇市永善辽墓出土的鎏金鸳鸯团花纹银碗，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鎏金双凤纹团花纹银碗，辽宁朝阳北塔出土的花瓣形团龙纹银碟等。

　　同时，唐代金银器多曲、多瓣、多棱形的器形和凸花工艺也为宋代继承和发展，追根溯源亦是粟特金银器的遗风余绪。由于蒙古贵族秘葬、明初毁“胡器”等原因，元代金银器具发现相对较少，但元代瓷器中多瓣、多曲造型十分常见，相较于宋代更为突出，这在龙泉窑青瓷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典型器物如菊瓣纹盘、菊瓣纹盖罐、莲瓣纹盘等。刘静贤指出，元代龙泉窑瓷器仿金银器远较宋代为盛，原因是宋代推崇具有礼制、复古含义的仿古青铜器，而作为游牧民族的元朝统治者则天生偏爱金银器。

　　器形：后世传承有序

　　何家村遗宝中，颇具粟特风格的带指垫环柄金银杯在后世仍有延续，因后期指垫加宽加大又被称作鋬耳杯，如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一对錾花八棱金鋬耳杯、安徽六安花石咀宋墓出土的银鋬耳杯、内蒙古兴和县五甲地墓葬出土的花口金鋬耳杯等。同时，该风格也为瓷器所仿制，如浙江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瓷鋬耳杯，指垫由三角形变为如意形，其后瓷鋬耳杯的杯体加大，去掉底足，在宋代官窑、定窑、钧窑、耀州窑、龙泉窑等处均有烧造。金代瓷质鋬耳杯在北京、山西都有出土，首都博物馆展出的一件定名为耀州窑青瓷鋬沿洗的亦属此类器物，出土于乌古论窝论墓。元代则数量大增，既有金鋬耳杯，又有龙泉窑等仿制的瓷鋬耳杯。

　　何家村遗宝中一件鎏金鸳鸯鸿雁纹银匜亦较为奇特。齐东方指出，先秦时匜是洗手用具，汉代以后，匜几近消失，出现在唐代银器中，多少令人有些意外。先秦青铜匜作为沃盥之具是重要的礼器，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隐而不彰，所以出现在唐代不免让人生疑。其实，何家村这件匜造型与先秦区别较大，先秦铜匜多为椭圆形，与流相对的口部多装有柄或鋬，此件则为圆形，无鋬耳。

　　辽金元时期的金银匜、瓷匜都有发现，元代瓷匜数量大增，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均有烧造，造型与这件银匜相似。元代的瓷匜，杨哲峰根据墓葬壁画和出土器物组合认为是酒器，扬之水补充道，亦可做挹水之具，并认为元代俗称为“马盂”，谢明良定名为有嘴折盂，李钰认为其兼有日常用具和祭器的功能。

　　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记载含混的文献干扰，元代匜的功能应该是清晰的，其主要功能是酒器，方便用法亦可作为水器，随葬时候也有祭器的功用。它与先秦礼器的匜功用已然不同，也难以追溯两者的关系，反而与北方民族方便携带使用的要求一致，大概受草原文化的影响更深。有关元代匜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这件唐代银匜或许有所帮助。

　　唐文化：开放包容气度

　　从金银器、瓷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上看，唐、辽、元具有一致性，而与走向内在的宋文化判然有别。齐东方曾解释过唐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与之前的时代有很大不同：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再一味用至高无上的心态来描述其他诸国，某些近乎诋毁的语言也大大减少，出现了对外来习俗、物产的详尽介绍和热情赞颂。

　　以盛唐气象为名的新文化的造就，荣新江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它的折中主义，即对此前四百年间各种文化的整合统一；另一方面得益于它的世界主义，即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的兼容并蓄。他认为，如果把何家村的器物镶嵌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它们将被吸纳为空间的一部分。结合人的物质文化活动与器物本身的功能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器物本身已不仅仅只是物体，在其发挥作用的时空之内，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意识载体，其背后的文化心态、生活方式、社会背景更加值得我们重视。

　　长安是唐王朝的中心，也是东亚文明的中心，更是当时流行的胡风胡气的中心。秦汉之胡，本为阿尔泰语系的北方族群，唐代之胡范围扩大，不仅有北狄，还有西域甚至天竺的族群，但主流还是西域及至西亚、中亚的伊朗系族群。大唐的开放与文化自信相辅相成、自然而然。胡风胡调与华风雅音自然融汇一体，秉承实用主义，不过分纠缠胡汉之别，一切皆为我所用，所谓盛唐之盛与大唐之大，不惟经济的发展与版图的扩张，主要还是开放的气度与包容的胸怀。

　　齐东方新著《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版），以图像和器物来讲史，是为大史学。史学文献与文学作品的熟练运用，亦是考古大家宿白所形成的传统。文物是形象的历史，更能给人以直观的认识，但是要上升到史学观念、文化内涵的层面，则需要学者的正确解读，这是不能缺省的途径。从精美的文物固然能看到博大胸怀，亦能看到穷奢极欲。一件文物，半部古史，正所谓透物见人，透物见史。

　　齐东方对何家村遗宝的解读，给我们很多知识上的补充，解除了很多疑惑，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多的未解之谜。学术研究的乐趣和魅力亦在于此，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正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