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诺依古城遗址远景  作者/供图

　　“阵云朝结晦天山，寒沙夕涨迷疏勒。”（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二首》）正如唐代诗人在疏勒行军中的迷茫，史学界在寻找疏勒城的道路上也十分迷茫。正是带着寻找“大唐疏勒镇”的梦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喀什文物局联合组成考古调查团队，于2018年7月底，对喀什东部的汗诺依古城遗址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些关于这座古城兴废的蛛丝马迹。

　　从疏勒到喀什噶尔

　　尽管疏勒城是汉代西域唯一记载有“列市”的都城，有唐一代从“安西四镇”之“疏勒镇”演化为喀喇汗王朝都城“喀什噶尔”。然而，对于汉唐疏勒城的地望，诸多学者各持己见，争议不断。仅仅是对汉代“疏勒城”的位置，就有奇台县石城子（苏北海、戴良佐等）、吉木萨尔大龙沟古城（孟凡人等）、喀什市艾斯克萨古城（薛宗正等）、喀什市汗诺依古城（王时样等）、巴楚县托库兹萨莱古城（林梅村等）、阿图什库木萨克村南部古城（阿吉努尔·阿吉等）、伽师县喀喇墩古城（黄文弼等）等各种说法。一座汉代疏勒城，竟“遍布”天山北部到天山南部。

　　暂且不论疏勒城如何演变成为喀什噶尔城，单单从10—18世纪的文献记载来看，“喀什噶尔城”有过多次增补、扩建或改建现象，甚至难以辨识文献中的“喀什噶尔”到底指称现存的哪一座古城。正是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与城市考古的缺场，才会造成今喀什附近诸城遗迹与古代文献记载疏勒国诸城难以对应，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开展汉唐“疏勒城”考古。

　　毋庸置疑，汉唐文献中记载的疏勒国大小诸城，与喀什市附近方圆百里之内的数十座古城必有关联。因而，可以推测，疏勒国的都城都应该在隋唐时期的喀什噶尔城附近，正是在有唐一代，都城名称从“疏勒”转为“喀什噶尔”。

　　古城兴废年代有待考古支撑

　　以往，关于汉唐疏勒城的论述中，网上有一篇科普文章《大汗的宫殿——汗诺依古城》（王时样）颇具影响力，被百度等网络传媒广为转载引用。

　　该文对喀什市东北28公里的汗诺依古城的规模、时代和性质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论述，主要观点如下：古城自4000年前沿用到清朝中期，唐宋为鼎盛时期；古城遗址规模60平方公里，其内两座小城之下叠压着更早的古城，因此汗诺依古城既是唐代“伽师城”，亦是“疏勒都督府”与“疏勒镇”；疏勒国曾在战国、汉、唐和宋时期四度迁都。

　　常年在喀什工作的王时样在该文中对汗诺依古城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论述，诸多引经据典的推论之外，也不乏考古“缺场”下的大胆构想，远远超出了史料和考古学能够论证的范围。

　　该文判定汗诺依古城时代的依据是遗址表面的陶纺轮与铜币。“汗诺依一带是目前所知喀什市附近起源较早、发展历史较长的一处古文化遗址，其文化层上起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000年），下至清朝中期，唐、宋时代（7—13世纪）是这座古城的鼎盛阶段”，“可以印证遗址文化上限的是两件红陶纺轮……据考证，这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刚刚发明纺织时的纺纱工具，同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纺轮形制酷似。表明其遗址文化下限的是一些出土的清代钱币”。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该文对古城年代的判断依据是遗址地表采集的遗物，但遗物完全可以早于或晚于古城的时代，或与古城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遗址范围内可以发现年代久远的化石或现代的塑料制品，除非这些遗物出土自古城之内的文化地层或城墙之下（或之内），否则难以证实遗物与古城有关系。其次，汗诺依古城迄今为止没有经过正式发掘，行文中提到的汗诺依古城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层”，未见诸任何考古报道或论著。

　　目前，考古学界对新疆的新石器时代的起止时间和文化内涵尚不清楚，也没有发现或发掘任何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葬。文中提到，陶纺轮“同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纺轮形制酷似”，并由此推断汗诺依古城建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是没有依据的推测，即使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陶纺轮也不能证明新石器时代有这座古城。

　　中国最早的城邑大多出现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同期的新疆及喀什地区是否为“新石器时代”或是否出现古城，则需要考古发现和发掘来证明。同理，清代钱币在古城内发现，说明清代之后有人在遗址内活动，但不能证明古城废弃于清代中期。

　　“迁都说”证据不足

　　《大汗的宫殿——汗诺依古城》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提出疏勒国曾经三次迁都的说法，即疏勒国于公元前500年在乌帕尔（喀什市西南约50公里）建都，东汉时期，首次从乌帕尔迁都到盘橐城（今喀什市内的艾斯克萨古城），第二次是在东汉末年，迁都到由粟特移民营建的“伽师城”，第三次迁都是在11世纪从汗诺依古城迁到现喀什市。

　　“迁都说”显然是在史料匮乏和考古缺场的情境下的历史想象。该文提出的疏勒城于公元前500年建都乌帕尔的说法，是将零星的历史记载与考古（调查）发现相结合的做法。在喀什噶尔绿洲，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文物当属乌帕尔的多处细石器遗址，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之间分布有几座小城，加之中国史料记载，疏勒城在公元前2世纪业已存在，乌帕尔诸城自然被视为“最早的疏勒城”。

　　值得注意的是，乌帕尔的“雅库塘古城”地貌三面临崖，其中北面“临涧”，颇有耿恭厮守的“疏勒城”特征。

　　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疏勒城地望来看，“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东又有汉城，亦在滩上；赤河来自疏勒西葛罗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三面环山”和“赤水西来”，符合上述地貌特征的无疑只有当今喀什市。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记载，有两条河流贯穿喀什噶尔城，“克孜勒——横穿喀什噶尔的一条河名”，“吐曼——流经喀什噶尔中部的一条河的名字”，更加证实了唐宋疏勒城与喀什噶尔城为同一座城市。汗诺依古城附近只有恰克玛克河流过，吐曼河与克孜勒河均不到达该城，文献否定了汗诺依古城在11世纪是喀喇汗都城的说法。

　　喀什噶尔城“三迁其址”之说，早已出现在近百年前的论著《喀什噶尔历史纪略》中，与疏勒国“三迁其都”说颇有相似之处。喀什噶尔城“三迁其址”说与疏勒国“三次迁都”之说各有异同，《喀什噶尔历史纪略》中出现的察合台汗时期因河水断流而“从汗诺依搬迁到艾斯克萨”的说法，可能是疏勒国迁都说“最初的文本”。

　　16世纪的《拉失德史》记载了喀什噶尔（有一版本明确指出是“艾斯克萨古城”）城主破坏古城并向北强迁居民的历史，然而故城与新城之间的距离仅在两三公里之内，却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汗诺依古城的信息。18世纪的《西域图志》认为，汉唐之际的疏勒城即位于喀什噶尔城附近，“今之喀什噶尔，正当疏勒西境，山环水带，土地肥肟，城堡鳞次，可想见当日之旧也”。

　　“三面环山”与“两河穿城”的记载，将“疏勒城”或喀什噶尔城的位置锁定在喀什市内的艾斯克萨古城。“城东又有汉城，亦在滩上”，这可能是唐人对汗诺依古城（或其附近城邑）年代（汉代）的听闻，“在滩上”的描述与汗诺依古城北部有大片区域有白色碱性淤泥的情形相似。

■汗诺依古城遗址散布的彩色玻璃残片  作者/供图

　　古城遗址信息量丰富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汗诺依古城废弃约在11—14世纪，这与古城地表大量遗物显示的时代特征是一致的。通过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诸多区域散布着釉陶、彩色玻璃、水银瓶等器物残片，让我们再次确认古城有宋元时期的遗物以及生产玻璃器皿的作坊等遗址。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考古调查与发掘，可以确定古城的年代、性质和形制布局，从学术上可以填补新疆古代城市考古的薄弱和空白，科学阐释人地关系演变对古城布局结构的影响。

　　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就开始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等行政管理机构，唐代以安西大都护为核心的“安西四镇”建置，更是中央政府治理新疆地区的重要举措。

　　对汉唐之际以喀什古城为中心的一系列中央行政体系和军事设施等遗址进行精确的考察、勘探、测绘和发掘，通过对中央经营管理边疆重镇的实物研究，尤其通过调查发掘揭示出唐代在疏勒一带的政治和文化影响，通过文物来证明“胡汉交融”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突显喀什噶尔城在中华文明西渐中所起的“桥头堡”作用和意义，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又可以与中国在周边国家的考古发掘相映成趣，在“一带一路”沿线“对话与互鉴”中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