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名篇《李娃传》有这样一处细节，李娃与郑生重修旧好之后，为了帮助郑生参加科举考试，“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作为虚构的叙事文学样式，传奇所写固多想象，但若干虚虚实实的生活细节穿插在其中，让人并不觉得荒诞离奇，倒是平添了几分真实和意趣。此中最引人关注的自然是“鬻坟典之肆”。“鬻坟典之肆”其实就是书肆，别名书坊、书林、书铺等，它与我们今天的书店有些相似，但又有其独特的地方。

　　“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设书写之肆”

　　关于书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扬雄《法言》即云：“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它是适应教育普及和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产物，及至唐代已发展到全新的阶段。首先，书肆分布的范围扩大，不仅在长安、扬州、成都、洛阳大都市有分布，甚至在偏远的边疆地区也出现了书肆。李肇所言“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设书写之肆”（《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并非夸饰之语。

　　其次，书肆的流通范围扩大，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好书之人“阅书于肆”，并由此出现了一批知名学者，如徐文远。《旧唐书·徐文远传》：“其兄休，鬻书为事，文远日阅书于肆，博览五经。”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唐代的书肆主要销售字书、日历、书画、诗集、佛经、小说等，譬如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叙：“贞元十四年（798），友人崔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因用感叹而作是歌……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

　　这里所提及的《研神记》，又作《妍神记》，系魏晋南北朝一部著名的志怪小说，由梁湘东王萧绎所撰。吕温一方面证实了《研神记》在唐朝尚流传于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书肆经营种类多样。而这其中又以与科举考试相关的书籍最受欢迎，销量最多，前述《李娃传》即是其例。

　　至于其交易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货币交易，如牟融《题朱庆余闲居四首之三》有“黄金都散尽，收得邺侯书”两句。另一种则是实物交易，李咸用的“名流古集典衣买，僻寺奇花贳酒寻”（《寄所知》）可佐证。

　　“时复打门无别事，铺头来索买残书”

　　唐代图书市场的繁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肆朝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运营系统：收购售卖并雇人佣书。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收购售卖环节。书肆老板，又称“铺头”，通常都是一群目光敏锐、头脑灵活的商人，为了赢取市场，他们往往会主动上门收购诗集，譬如王建《题崔秀才里居》就有“时复打门无别事，铺头来索买残书”两句，可见上门求购诗卷是“铺头”经常性的运营活动。铺头购得诗文后，有的还会特意标识出来，白居易即是其例，书肆老板购得他的《秦中吟》和《百节判》之后，都会在诗卷上题注：“白才子文章”，以便获得更大的购买力。

　　需要指出的是，铺头毕竟是商人，谋求利益是他们的本性，因此他们上门收购的大多都是名人诗集或符合市场需求的诗集，如张籍“新诗才上卷，已得满城传”（《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之四》）、温庭筠“赋成攒笔写，歌出满城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如此一来，那些不知名的诗人的诗歌或不合时宜的诗歌便被排除在外。

　　这种情况在唐人的诗歌里也有体现，姚合就抱怨过这种不满：“兄寒弟亦饥，力学少闲时。何路免为客，无门卖得诗。”（《送费骧》）陆龟蒙亦发过类似的牢骚：“比于黄绢词尤妙，酬以霜缣价未当。唯我有文无卖处，笔锋销尽墨池荒。”（《顾道士亡，弟子奉束帛乞铭于袭美，因赋戏赠》）

　　因此，有学识有眼光有专业素养的铺头就显得十分可贵了，李绰《尚书故实》便记载了这么一位有品位的铺头孙盈：“京师书肆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所逃焉。”孙盈及其父亲孙仲容不仅经营书肆，还拥有丰富的书画鉴赏经验并为“豪家”所信任，孙家书肆由此名声显著。

　　铺头收购而来的书籍到底数量有限，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故雇人佣书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些人被称为“佣书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靠佣书谋生自给。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云：“西舍有贫者，匹夫配匹妇。布裙行赁舂，短褐坐佣书。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余。”从已有的文献记载来看，这些佣书人的收入仅够糊口而已。敦煌石室写本中，就附有当时的写书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切实的参考：“《药师经》1卷，酬资1吊（合1000文）；《大涅粲经》40卷，酬资30吊；《法华经》7卷，酬资10吊。”即便是书法出众的吴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后屡抄屡卖，“所市不过前日之数”。

　　尽管如此，唐代图书的价格却不低，这大概是因为抄写的周期长，写本难以复制，再加上有的书肆所售写本还特别讲究的缘故。故唐人诗歌里“家为买书贫”之类的抱怨之声不断，如张籍“得钱抵了还书铺，借宅常时事药栏”（《送杨少尹赴凤翔》）、齐己“四座共推操檄健，一家谁信买书贫”（《寄荆幕孙郎中》）、周贺“分题得客少，著价买书高”（《寄姚合郎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图书交易还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吸引不少国外商人、僧人、使者纷纷前来购买书籍，如日僧圆仁“买维摩《关中疏》四卷，价四百五十文”，粟田真人“悉赏物贸书以归”，多治比县守“所得赐赉，尽市书籍，泛海而还”。有的商人出手还特别阔绰，《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三《周昉》条引《画断》载：“贞元末，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尽载以归。至于鸡林商人购买白居易诗，更是给出“每以一金换一篇”的高价。

　　“贫来卖书剑，病起忆江湖”

　　唐代图书出版市场高度繁荣，买书、藏书已是唐代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四》：“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李廓《上令孤舍人》：“名利生愁地，贫居岁月移。买书添架上，断酒过花时。宿客嫌吟苦，乖童恨睡迟。近来唯俭静，持此答深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与饮酒、赋诗一样，成为了反映士人身份特征的一种符号。

　　然而，人生无常，聚散有时，对于读书人来说，最怕的就是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变卖典籍为生的窘境，“贫来卖书剑，病起忆江湖”（李中《书王秀才壁》）。故《北梦琐言》载：“唐咸通中，荆州有书生号‘唐五经’者……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

　　鉴于此，不少唐人常常告诫子孙不典卖书籍、不坠先业，如《太平广记》卷二百零一《杜兼》条引《传载》：杜兼尝聚书万卷，每卷后必自题云：“倩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杜兼题诗垂诫子孙不要“鬻书而食”，尽管如此，其书仍不免被卖，宋朝就有人在藏书家苏维岳家见“杜氏书尤多，所题皆完”。这样的转卖易主的故事，在当时恐怕也不是个例吧。

　　最让人唏嘘感叹的，莫过于徐夤在《经故广平员外旧宅》所言：“门巷萧条引涕洟，遗孤三岁著麻衣。绿杨树老垂丝短，翠竹林荒著笋稀。结社僧因秋朔吊，买书船近葬时归。平生欲献匡君策，抱病犹言未息机。”江南水乡，以船为交通工具。经营书籍，到门上做买卖，为的是灵活方便，故有买书船。贫困潦倒的读书人死后，定有书籍要卖，故而买书船立刻就赶来了，一句“买书船近葬时归”道尽了多少读书人的辛酸！

　　唐人小说对书肆的描绘，与唐人诗作所蕴含的信息互相发明，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这些记忆犹如一面视窗，鲜活生动地再现了千余年前的图书出版业的场景，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后人对唐朝都市文明的想象，让人感受到文化的脉动。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