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明 刘启振:中华农业文明的融合与再生
2017年07月04日 08: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4日第1240期 作者:王思明 刘启振

  在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主要沟通媒介,中外农业交流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古代中国在向全世界输出农业物种、生产技术和农学思想的同时,也在持续地引进吸收域外农业成果以丰富自身的农业体系。大量域外作物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发展而相继引入中土,并且成功地进行了本土化或在地化。它们不仅增加了栽培作物的种类,也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变迁和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域外传入古代中国的农作物

  中国现有的农作物至少有120种来自域外。明代以前,中国引种的农作物大多原产于亚洲西部地区,也有部分源于地中海沿岸、非洲或者印度,它们大部分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其余多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引进中国。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一些美洲农作物开始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辗转传到中国境内。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起始得很早,远古至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接触了。当然,大规模地同他国交往并大量引进外来农作物,则主要还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时期。

  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农作物大多原产于亚洲西部、地中海、非洲和印度等地区,一般以果树和蔬菜为多,粮食作物的种类则很少。大量的域外作物通过使臣朝贡、商旅贸易、战争冲突等途径,客观上实现了经由丝绸之路陆续在中国内地引种并传播的效果。当然,还有其他方式如民族迁移、游客旅行等将域外作物引进中国。

  中唐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由北向南转移,海上丝绸之路得以迅速发展,不断有新的农作物引种中国,占城稻就在五代至北宋初年传入福建。域外农作物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主要发生在宋至清之间。这个阶段引入的作物基本上以高产作物、经济作物为主。宋清时期是中国农作物布局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阶段,并由此加速了中国农业产业分化和农业商品化趋势的发展。

  域外农作物对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

  中国引进栽培了许多来自域外的农作物品种。这当中大多数的植物被长久地留传了下来,成为我们比较常见的作物,但也有一些则只是昙花一现,成为匆匆的过客。域外农作物的传入,不仅增加了我国农作物的种类,而且对传统社会农业生产、饮食结构、居民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秦汉以前,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黍。源于西亚的小麦4000年前传入中国境内,唐朝之后它甚至取代了中国原产的粟,成为北方最重要的禾谷类作物。中国的粮食结构逐渐形成了南方以稻米主导,北方以麦、粟和高粱支配的格局,并且一直持续至明清时期。宋代占城稻的推广,尤其是明清之际玉米、番薯、马铃薯、南瓜等美洲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与传播,极大地改善和优化了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构成。

  中国古人主要采取复种制、轮作复种制、间作套种及混种制等几种方式来提高土地利用率。域外作物的不断传入大大丰富了古代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的内容。汉代以后,黄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以麦豆秋杂轮作复种二年三熟制为主要形式的轮作复种制;长江流域在唐代以后也发展了稻麦两熟制。《齐民要术》记载了绿豆(绿肥)春谷、绿豆与葵、绿豆与葱等粮菜作物和绿肥的轮作复种。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急剧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之以前更为突出。大量对环境适应能力强而又高产的美洲作物引入中国,使得先前难于利用的荒山、丘陵、滩涂得以开发,从而增加了粮食生产的面积和产量。此外,域外作物尤其是美洲原产作物的传播也使作物多熟种植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传统农业的集约经营水平不断提高。

  近代以来,华北地区与棉花间作的作物主要有番薯、西瓜、甜瓜和向日葵等;西南地区则流行油菜同番薯、玉米同花生、玉米同辣椒的间作;华南地区则普遍实行棉花与玉米、棉花与番薯的间作。玉米与冬小麦的套作是中国北方平原灌溉地区的一种主要种植方式,其次有玉米与春小麦、大麦、豌豆等的套作,稻薯套种,玉米大豆间作,玉米与马铃薯、蚕豆、油菜等间作。东北和华北的一些地区还普遍采用玉米、高粱与黄豆混种的方式。明清时期花生栽培面积扩大,除了垦耕少量生荒、河滩外,主要依靠推行各种轮作、间作套种形式,提高复种指数,这是中国有别于其他花生生产国的一个明显特点。

  积制、施用农家有机肥是中国古代农业的优良传统,也是农田长久保持“地力常新壮”的秘诀所在。农家有机肥种类甚多,作物根茎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玉米秸秆被广泛应用于还田肥壤。绿肥也是有机肥的一个重要来源。豌豆、豇豆、蚕豆、眉豆等外来豆科植物都是很好的绿肥。花生虽然不是专门的绿肥作物,但是花生苗也可作为优质绿肥,清代《三农纪》就有关于用其肥田的记载。

  域外农作物对传统饮食结构的影响

  根据《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农书的统计,中国汉代栽培的蔬菜有21种;南北朝《齐民要术》中蔬菜数量增加到35种;至清代《植物名实图考》则进一步增至176种之多。大量域外蔬菜作物的引进,弥补了原产蔬菜品种较少的缺陷,从而也奠定了中国蔬菜以瓜、茄、菜、豆为主的格局。

  明代之前,中国境内还没有辣椒,人们使用花椒、食茱萸等给食物调出辛辣之味。辣椒传入之初主要用作观赏植物,后来人们发现它具有温胃、暖脾和解毒化瘴的功效,逐渐作为蔬菜进行广泛栽培。18世纪中期以后,辣椒的发展尤其迅速,在长江中游、上游,西南、西北的许多省区甚至成为蔬中要品,几乎每食必备。辣椒食法多样,可生食、炒食,亦可干制、腌制、酱制。番茄可生食、煮食,或加工成番茄汁和酱。南瓜为常见瓜果蔬菜,分南瓜、西葫芦和笋瓜3个种。南瓜在明中叶以后栽培日盛,逐渐遍及全国;西葫芦和笋瓜在清中叶以后栽培也越来越普遍,成为人们非常喜爱的蔬菜。

  先秦时期,葡萄已经在西域地区栽培。西汉以后,葡萄开始引进中原。唐代是葡萄栽培快速发展的时期,从西域引进了马乳葡萄等优良品种。《酉阳杂俎》《农桑衣食撮要》《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文献都记载有很多中土培育的葡萄品种。葡萄不仅味美可口,而且营养非常丰富,这也是它得到快速而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可用作蔬菜或果品食用的域外作物有西瓜、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等。

  汉代以前,中国只会利用动物的脂,甚少生产植物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一种含油量高的植物。中国本土驯化出来、能够榨籽作油的作物,一种是大麻籽,一种是荏,这是中国早期的植物油。但由于二者出油率较低,人们普遍食用的还是动物油(猪油等)。芝麻的传入为中国利用植物油找到了一条新途径。由于口味佳、出油率高,芝麻大规模地替代了本土的大麻和荏,芝麻油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植物油。芝麻的传入开拓了中国植物油生产的新纪元。直到宋代由于油菜和大豆被利用为油料,才逐渐打破了芝麻独霸“油坛”的局面。

  明清时期,花生和向日葵的传入又为油料生产增添了新的原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人的食用油品种。中国主要的油料作物有五种:大豆、油菜、花生、芝麻、向日葵,其中域外传入的作物就占了三种。由此,足以证明域外作物在中国油料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域外农作物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域外农作物包括大宗经济作物,还有很多可用作粮食的作物,都可以成为商品以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要。人口的大量增加,造成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这些传入的域外农作物为丰富人们的生活、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棉花传入以前,中国原有服装原料主要有四种:丝、麻、葛、毛。当时的布匹主要是麻布。宋元时期,棉花从边疆地区进入内地。较之养蚕和种麻,植棉具有明显的优势。棉花很快打破了以丝麻为衣的垄断格局,明代起成为中国人的主要衣着原料。直到今天,棉布都是服装材料相当重要的一个来源。

  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造酒饮酒历史。古人早期利用原产作物粟、黍、稻等谷物制酒。后来,高粱、小麦、大麦、玉米、薏苡等域外起源的粮食作物也成为中国酒的主要原料来源。其中,高粱是酿制白酒的最佳原料,小麦则是制麦曲的最理想原料。此外,外来薯类作物(甘薯、木薯、马铃薯等)、豆类作物(绿豆、豌豆等)也逐渐在传统酿酒行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很多引进水果,如葡萄、石榴、西瓜等也都被用来酿制各种酒,尤其是葡萄酒,影响既深且远。

  总之,各种域外作物嘉种经由陆上、海上丝绸之路陆续引入中国,经过不断的本土化发展,逐渐适应了各地的风土环境,培育出很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农业品种。域外农作物的引种,大大丰富了中国的物种资源,同时还促进了种植业、园艺业、养殖业等产业的进步,衣着食物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的繁荣,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研究”(16AZS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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