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辉:担当与使命——考古学的时代性
2017年06月08日 07: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8日第1222期 作者:王明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体系和人才体系。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由一系列分支学科体系所构成的,考古学体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推进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的发展,我们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创新。

  扶植考古新兴与交叉学科

  考古学学科体系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从学科创新发展的角度可分为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首先,传统学科升级转型。考古学基础理论(层位学、类型学)、田野考古学(调查与发掘)等传统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资源,持续不断地为中国考古学发展服务。但相较于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也出现了知识结构老化、方法陈旧等问题,需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推动这些传统学科的升级和改造。

  其次,发展新兴学科。社会发展和考古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需要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新兴学科的出现是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体现,发展新兴学科是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学科体系的重要任务。

  最后,支持交叉学科。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不是传统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可以独立解决的,需要文理工甚至农医牧等多学科协同。面对考古的新兴领域,应对考古的新兴问题,必须鼓励、支持和培育交叉学科,为交叉学科提供发展平台。

  总之,在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上,要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明显、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等综合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如古文字、金石学等)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创新考古学学科体系,要大力支持和扶植考古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

  考古学研究规模日益庞大

  考古学学术体系包括考古学知识体系和考古学理论体系。考古学知识体系,即有关我国考古学研究体系和田野考古实践体系的知识。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考古学知识生产规模已迅速扩大,知识体系已日益庞大。

  从知识生产规模来看,考古学每年产生数百部考古报告和研究专著、上千篇简报和学术论文,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但如果从知识生产的质量来看,考古学的发展形势却不容乐观。在数量众多的考古学成果中,绝大多数属于知识增量类、信息类成果,对考古学知识体系实质性贡献较少。十几年来,我国考古学领域重复研究问题的现象比较突出。这种重复研究表现为相当多的考古学成果在论题、思路、话语、观点、方法等方面大面积雷同,创新性不强。同时,有些人尤其是一些中青年新锐作者过分注重论文数量,导致急功近利。此外,由于考古学界致力于新发现和创新成果,考古学基础研究逐渐被边缘化。

  考古学理论体系,是由考古学的基础理论、考古学的核心理论、考古学方法论等构成的理论体系,是考古学研究的科学化、概念化和理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考古学理论体系是一个体系完备、逻辑一致、结构完整的有机整体,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引、与中国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体系。

  就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而言,考古学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中国特殊的连续性的历史、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关系、考古理论与考古实践的结合、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的关系、考古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公共考古的发展以及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等等。

  提升考古学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考古学话语体系由诸多关涉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大问题所构成,其主要特征是:第一,考古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是以成熟的考古学理论,特别是成熟的田野考古学理论体系为基础的,是考古学理论体系发展的高级阶段。第二,考古学话语体系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念认同,而且话语体系的形成也有助于这种价值观念认同在社会中的建立,这也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第三,考古学话语体系是以鲜活的实物资料体现出来的。它的存在形式与其他学科差异明显,这就决定了考古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既要立足于我们自身的考古学语言,又要植根于普通民众对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要求,还要注重话语体系的表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话语体系经历了历史性转化。起初,我们几乎全盘接受了苏联考古学理论;后来,在中国考古学恢复重建阶段,几乎又不加反思地转而求助于西方的考古学话语体系,成为西方考古学的“搬运工”。新世纪以来,考古学话语体系随之朝着中国化、时代化转换,思考自己的问题,阐述自己的实践,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我们开始拥有了足够的考古学理论自信。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我国考古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尽管我国是考古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上,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尽管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频繁,但与国际考古学界进行平等对话尚需时日。

  这主要表现在,在全球性或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很难参与国际学术前沿问题的讨论,更难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问题或观点,而主要是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和新发现。很少有中国学者在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上发表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学术论文,或在国外出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在学术交流方面,较少向世界输出中国自己的考古学知识、理论和方法。尽管我们的一些学术观点也为国外学者所注意或引用,但仍然没能产生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在国际上进行较量与竞争。

  当前,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话语体系,关键是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善于提炼标识性、融通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使我们在价值问题上从被动转向主动,为我们树立融通世界话语的典范。

  创新考古人才培养机制

  构建考古学人才体系,一方面是考古学研究专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我们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让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具体到考古学学科,就是要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考古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专兼职教师队伍。

  另一方面是考古学人才培养体系,即考古学教育体系。要重点推进考古学教育改革,创新考古人才培养机制。具体而言,一要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导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和理论占领高校、科研机构、考古学教育和考古学研究阵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培养考古人才的良好制度环境、理论环境、人文环境和舆论氛围。二要加强考古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并从制度上保证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考场、进头脑。三要深入实施卓越的考古学人才培养计划。四要推进考古学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五要切实抓好考古学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打造一支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队伍。

  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应当着眼于长期规划和持续努力,着眼于严谨的科学探索,着眼于思想领域的创新,绝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我们应当调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政策,创新顶层设计,制定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和绩效考核办法,营造有利于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厚积薄发,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对话交流、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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