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第十一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在甘肃庆阳落下帷幕。作为玉帛之路系列考察活动的策划者，笔者认为，近年来玉帛之路调研的学术新收获就是重新认识中原与西部玉文化起源的第一个时代——玄玉时代。

　　众所周知，史前中原的玉文化兴盛于龙山文化时代，距今4000多年；史前西北地区的玉文化兴盛于齐家文化时代，距今也是4000年前后。在龙山文化玉器和齐家文化玉器中都有一种采用深色的蛇纹石玉料者，借用《山海经》的称谓，可以叫作“玄玉”。这种深色调的蛇纹石玉，已经不是当时的玉料主流了，质量更优秀、色彩更鲜亮的透闪石玉料已经在中原和西部地区大量登场了。

　　我们一直认为，浅色的透闪石玉料（可以用黄玉或青黄玉的称呼来代表）和深色的蛇纹石玉料是同时被史前先民开发和使用的不同玉种。2006年，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墓发掘出一批深色蛇纹石玉钺，却没有发现浅色的透闪石玉器。这一发现打破了有关中原仰韶文化没有玉礼器生产的成见，意味着中原与西部玉文化起源期都在仰韶文化的中期，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距今5500年至5200年前后。最早登场的玉礼器应以深色蛇纹石玉为主。

　　求证文明起源期的资源依赖传统

　　玉帛之路考察活动的直接缘起，是2012年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预定的未来研究方向：从时间和空间上求证华夏文明起源期奠定的一种资源依赖传统。在商周以后是铜资源加玉石资源，在商周以前却只有一种珍贵资源——玉石。

　　相关的文献证据来自国人自古以来就弄不明白其虚实的奇书《山海经》，书中记录，我国山河有200处是出产玉石的，其中《西山经》记述天下最好的玉石叫玄玉。这种被称为玄玉的珍贵资源，据传与黄帝选种后播种玉石的神奇行为相关。两千多年以来，基本上没有人把这种有关黄帝播种玄玉的叙事当真。其根本原因是缺乏求证的可能：由于这部书被当成想象的作品，划归到文学虚构一类，所以从来就没有多少人对《山海经》的内容做地理学和地质学的求证。

　　国人所熟知的最好的玉石资源产地是新疆和田，从先秦时代起就有一个“西玉东输”的持续运动，到今天也还在延续着。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资源依赖现象，对于中国文明巨大版图的构成起到了关键作用。2015年进行的第四次和第五次玉帛之路考察，我们聚焦新发现的甘肃马衔山玉矿与马鬃山玉矿，针对“玉出昆岗”的历史观点，提出了“玉出二马岗”的新观点，这是对“西玉东输”现象研究的一次根本性突破。

　　玉料产地的多元化，可以总结为一个理论新命题——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面积达到200万平方公里之广阔。这样的新认识必然给《山海经》记录的真实性问题带来重新思考的转机，也给运输玉料的路线多元化的认识带来契机。这就意味着玉帛之路考察活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需要尽可能广泛和深入地了解“西玉东输”的各种可能的路径。

　　聚焦华夏玉文化研究的理论准备

　　自2010年以来，由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我们开始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创建理论体系的中期目标。幸运的是，文学人类学一派早在20多年以前，就提出了研究方法论创新的明确目标，即倡导以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调研方法（田野作业）为补充的研究新范式，当时被称为“三重证据法”。其初衷是将文字记录的文史哲知识与人类学在民间调研的地方性知识相结合，研究成果以1991年起由湖北人民出版社连续推出的丛书“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为标志。

　　2005年，笔者在十年的“三重证据法”研究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有新知识整合性质的“四重证据法”。第四重证据指的是非文字、非语言的文化符号：考古发现的文物和图像。在2010年出版的《文学人类学教程》一书中，笔者用近十万字的篇幅说明“四重证据法”的学术史根源和具体操作原理。随后，便有了文学人类学一派全面实施跨学科研究的攻坚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该项目聚焦比汉字还要早数千年出现的华夏文明独特的符号系统——玉礼器及其所代表的玉文化。

　　玉器符号所讲述的中国历史，远远超出史书叙述的范畴。史前玉文化所覆盖的地域包括整个东亚，也大大超出甲骨文金文等汉字早期应用的地域范围。玉文化的研习，给“四重证据法”在文明探源研究中找到了非同一般的用武之地。玉文化的大时空、大视野，让文学人类学一派的眼界得以超越文字知识的限制和遮蔽，看到中国文化学大传统的清晰存在。

　　2013年，笔者推出《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书中所倡导的“四重证据法”新思路是：如何从大传统、新知识出发，全面、重新认识文字小传统的由来和原因。这就显示出，文学人类学一派从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到文化理论的创新，所走过的30年道路在其学理上的延续性。近年来，相继讨论的大小传统论和神话观念驱动论，需要用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作为案例，具体说明一个原理：玉石神话信仰如何驱动华夏文明，并铸就华夏的核心价值。玉帛之路，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体认玄玉时代的空间分布情况

　　2014年至2015年，我们共举行了八次玉帛之路考察。我们先要认清的对象是西北史前文化即齐家文化，因为这是距今4000年前后最发达的地域性玉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接近夏商周的玉礼制度传统，但齐家文化玉礼制度的源头并不明确。2016年元月的第九次考察，我们在陇东镇原县看到了距今4500年以上的常山下层文化用玉，意识到了陇东地区在连接中原与西部玉文化之间的中介作用。

　　常山下层文化的用玉特点是以墨绿色蛇纹石玉料为主，原因何在？其玉料源头又何在？2016年7月举行的第十次考察基本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将灵宝西坡仰韶文化用玉的情况和常山下层文化的用玉情况联系起来看，对渭河在开启“西玉东输”方面的发轫和引领作用，得出了重要的新认识，那就是仰韶文化期的蛇纹石玉资源是从甘肃武山沿着渭河向东传播的。这就突破了对玉石之路四千多年的旧认识，将其拓展到五千年以上的时间范围。

　　在此基础上，我们设计了第十一次考察，就是要打通地域界限。这次行程3500公里，涉足26个县市，我们在各地博物馆和文物库房中看到了5000年前的文物。经过观摩和辨识，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有关玄玉时代的空间分布情况：在渭河及其主要支流——泾河、马莲河、环江、蒲河、茹河、葫芦河等处，还有甘陕交界处子午岭东侧的延河、洛河、无定河、秃尾河等处。

　　玄玉时代早在五千年前就揭开了中原与西部玉文化发生的序幕，并给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古文献中有关夏禹玄圭、周武王玄钺、周穆王玄璧的种种叙事，都一一得到了实物证明。而《礼记》中，有关夏人尚黑礼俗的记述，看来也绝非空穴来风。

　　这次考察活动获得圆满成功，亮点频出。如在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工地，考察团集体目睹了刚刚从5300年的沉睡中“惊醒”的仰韶文化蛇纹石玉器；在宁县博物馆，一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史前石斧，经过辨识和电光照射检验，被建议正名为仰韶文化蛇纹石玉钺；在陕北吴起县树洼遗址，体认了龙山文化高等级社会的“标配”：山顶的祭天礼仪建筑和用玉制度。

　　再如，在甘肃环县青冈峡，考察计划内的收获是实地体认中国本土的战略要道，及其古今一致的延续性（这条路上目前正在修建银川至西安的高铁路线——银西高铁）。计划外的收获是在环县秦长城遗址短暂采样时，找到了这里自仰韶文化早中期到清代的文化延续性线索，持续约6500年以上从未中断，堪称举世罕见。可见，陇东和陕北地区的史前文化互动，对华夏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催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