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丝绸之路”的内涵经历了不断扩展和外延的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19世纪后期李希霍芬提出时的界定。当初，这位德国地质学家提出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指的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陆地丝绸之路，而且仅限于官方开通、沟通中国与西方世界、穿越新疆沙漠绿洲地带的陆路交通干线。数十年后，这一“浪漫”的称谓逐渐摆脱了狭义的窠臼，被泛指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草原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与欧洲学者对欧亚大陆早期游牧人的研究息息相关，其对于欧亚草原地带的印欧人、斯基泰人、匈人等迁徙和文化交流的探索，可被视为开端。这些研究得到了东亚学者对于亚洲草原地带骑马游牧人研究的热烈回应，由此，学界逐渐达成共识：欧亚草原很可能是东西方文化最早交汇的便捷通道。这些“丝绸之路”实际上都是古代历史上曾经的事实，只是被学者们从文献学和考古学的角度重新揭示和发现。

　　然而，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被忽视的一环，所有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图，都绕开了青藏高原。整个青藏高原被看作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就像它所具有的地理特征一样，被隔绝在人类第三极的孤独世界里。

　　当然，这反映的并非是真实情形，更多的是来自人们一直以来对于这块陌生区域的无知与误解。青藏高原地区有记载以来的历史，大致开始于雅隆部落建立的吐蕃王朝（7—9世纪）。藏文明和藏民族的形成和定型是在吐蕃时期，这是一个雅隆部落逐渐征服和同化周边其他族群的过程，同时也融合和吸收了它所征服区域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特征。其中，面积最大和影响力最强的两个王国是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国和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象雄国，它们在差不多相当的时间（7世纪中叶）并入吐蕃。

　　通过这两个地区，吐蕃打通了通向中亚和唐朝的交通要道，广泛而深入地融入了由唐朝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共同编织的“丝绸之路”交通网络之中。而这两个地区实际上早在吐蕃征服之前的数百年里，已经构成了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跨地域文化交流和各自的文化面貌形成方面，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认识的获取主要基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收获和相关研究，尤其是对青海地区的吐蕃时期墓葬和西藏阿里地区的前吐蕃（象雄）时期墓葬的发掘和研究。

　　青藏高原北部的丝绸之路

　　青藏高原东北段的河湟地区开发较早，汉代的羌中道从帝国的西部经过河湟地区进入北部的河西走廊。交通的开拓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河湟地区由此被纳入了汉文化区。至今，青海发现的大部分汉代到魏晋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都分布在该地区，一共将近300处。这批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与中原地区的同类遗物相似，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地方特色。“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帕提亚波斯风格的银壶，是研究该地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反映了青藏高原边缘地带与周边地区的早期联系。

　　公元4—7世纪，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在青海北部建立政权，由于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在黄河之南，因此它所控制的交通要道被称之为“河南道”。根据文献记载，吐谷浑统治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的繁盛阶段，甚至一度取代了河西走廊而成为主干道，并通过长江水系打通了西域与长江中下游南朝政权的联系，不但延续了中国自汉朝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也促进了青海乃至西藏的文化演进。

　　虽然文献中关于吐谷浑作为丝绸之路控制者和中间人的记载非常丰富，但实际的考古发现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吐谷浑作为西迁鲜卑的一支，可能继承了这一草原民族的丧葬传统，主要施行潜埋，并不像唐朝和吐蕃墓葬那样建造高大的封土，大量的遗物可能仍然深埋于地下，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甄别。西宁、乌兰等地出土的一些波斯萨珊银币、拜占庭金币、丝绸和金银器等应该可以归为这一时期。都兰地区一些墓葬中曾经出土有精美的青瓷莲花尊，显然是来自于江浙地带的南朝时期遗物，应该是吐谷浑参与丝绸之路长距离贸易的明证。

　　吐蕃王朝在公元7世纪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在经历了11代赞普、250年的繁荣之后，于8世纪后半期土崩瓦解。在10世纪之后，源自西藏西部的后弘期佛教逐渐扩展到整个青藏高原，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并传承延续至今。吐蕃强盛时期的统治区域，囊括了整个青藏高原和相邻的河西、新疆和中亚地区，为高原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省文物部门在今海西州都兰县境内发现吐蕃时代墓葬近千座，并发掘其中60座。这批吐蕃贵族墓葬的出土文物相当惊人，丝绸残片达350件，其中图案不重复的品种达130余种，有112种为中原唐朝所织造，几乎囊括了唐代的所有品种；有18种为中亚、西亚地区织造，以粟特锦居多。除丝织品外，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东西方文物，例如有中原汉地的漆器、中亚风格的金银器，以及可能来自于印度河上游地区的蚀花玛瑙珠等。

　　这些重要发现使我们能够大致重建青海丝绸之路的路线：从东部河湟地区出发，沿着青海湖南北两侧，向西经过海西州地区的都兰、乌兰和德令哈，然后通过柴达木盆地的南北缘到达新疆南部，在且末和若羌与新疆的丝绸之路交通网络相接。

　　青藏高原西部的丝绸之路

　　青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地广人稀，荒凉闭塞，人们对于其古代历史的认识，仅限于10世纪末吐蕃后裔建立古格王朝之后，而此前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似乎很难与丝绸之路产生什么关联。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的一系列考古工作，取得了极为重要的进展，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地区不为人知的一面。发掘工作集中在象泉河上游的两处墓地——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这一区域是西藏西部地区古代遗存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是象雄国（前4世纪—7世纪）的发源地和统治中心。考古发现说明两处墓地范围大，墓葬分布集中，出土器物种类多样，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应该属于象雄国贵族墓地，并且与象雄国的都城“穹窿银城”密切相关。

　　发掘出土的带有“王侯”文和禽兽纹的织锦，时代上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汉晋时期，类似的丝织物以往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也有发现。这些纺织品在工艺技术和图案的复杂程度上丝毫不亚于新疆和中原地区所发现的同时期织物，体现了极为高超的技术水平。除了丝织品外，一字格的铁剑、漆木器、马蹄形木梳、方形四足木案、旋制的木奁、钻木取火器、草编器等，与新疆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器物基本一致。

　　这充分证明，该地区在汉晋时期处于丝绸之路的波及区域，新疆的丝绸之路应该延伸到青藏高原的西部地区，并对阿里古代象雄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于这条路线的具体走向，一般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新藏公路开通之前，南疆和藏西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交通，两地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经喀喇昆仑山口—拉达克列城—日土一线。但两地在古代文化面貌上的众多一致性，使我们必须考虑穿越阿克赛钦地区的古代商道存在的可能性。

　　西藏西部地区的交通网络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除了与新疆地区的密切关系外，该地区与北印度、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山地还共享一些文化特质。可见，这条丝绸之路交通网络对于西喜马拉雅地区古代文化的一体化产生过重大影响。此外，来自数千里之外的云南地区的铜柄铁剑和茶叶，也出现在遥远的西藏西部地区，其跨度之大、行程之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这些考古发现显示，高寒山地并没有成为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障碍，反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相当活跃，由此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这些考古发掘弥补了西藏西部考古工作的空白，加深了我们对于西藏西部“前吐蕃时期”文明的认识，同时也以其丰富的内涵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这一长期被忽略的地区在西藏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丝路效应影响青藏高原文明化进程

　　汉晋时期以降，在欧亚大陆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时段——公元1—2世纪，青藏高原的北部和西部地区，逐渐融入了这一交通网络。通过这些丝绸之路的分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和中亚地区的地域文化，与青藏高原有了最初的碰撞和交流。分别控制这两个区域的前吐蕃时期王国——吐谷浑和象雄，从中原内地和中亚地区输入了先进文化，促进了各自的繁荣和发展，为7世纪吐蕃王国的建立和扩张积累了重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吐蕃所崛起的雅隆河谷，原本是青藏高原相对封闭的区域，但通过对青藏高原北部和西部交通要道的占领，吐蕃打开了直接通往唐朝和中亚的门户。吐蕃从象雄国输入了本教和先进的医学知识，并进一步在整个青藏高原推行，这必定建立在象雄国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来自中原汉地的包括丝绸在内的奢侈品率先出现在这两个区域，这或许是吐蕃不断扩张的动力源泉之一。吐蕃以前所未有的包容姿态，吸收相邻地区的先进文明，才造就了广阔的疆域版图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当然，任何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都是双向、多元的，青藏高原的本土文化也通过这些交通线路，对周边区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吐蕃人在河西、新疆和中亚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来自青藏高原的各类本土产品也大量出现在中原、中亚、印度和波斯。丝绸之路的精髓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开放与包容、互通与互鉴，而不是隔阂、自闭与排他。纵然有高山大川、峡谷深渊，也无法阻隔文明传播的脚步。正是通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象雄和吐谷浑逐渐融入了吐蕃，形成了今天的藏族。也正是通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藏族才逐渐融入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藏文明也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明的互动交织结构，并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