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进程中，如何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其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当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本期特别策划，我们特邀相关学者从经典翻译、语言文字如何“走出去”等角度展开讨论，探寻文化推介的有效路径。

　　刘利：国学·双语·研究——在文明互鉴中扬起外译之帆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国家和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日益迫切。因此，研究、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当代学界、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赵彦春：中华文化外译与中国学者的历史担当

　　当下在翻译领域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渐渐流行起一个关键词，叫逆向翻译。该术语出自图里（Toury）的“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和“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所谓直接翻译，是指译入母语，即将外语翻译成译者的母语，逆向翻译指译出母语，即将译者的母语文本译成外语。其实，直接翻译、逆向翻译无异于伪命题，本不该成为学科术语，也不该成为学术问题，但在中华文化复兴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逆向翻译这一术语愈加凸显，对译者和政策制定都有着消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逆向翻译”进行逆向思考。现在学界议论比较多的是中华文化外译涉及译什么和谁来译这两个基本问题。我们且悬置前者“译什么”，而讨论“谁来译”这一问题。

　　戴光荣：从语料库视角看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

　　随着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影响力随之彰显，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国际社会“渴望了解中国”相契合，已成为一种时代的趋势。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也在不断崛起，一大批知名作家在世界上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也激起国人对于中国本土文学的自信。

　　岳峰：中国文献输出的路径探析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输入我国的图书与我们输入美国的比率是150:7，这个现状现在并未改观。多数中国学人对此觉得不好接受，但是这比20世纪80年代初情况好多了。当时，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咨询关于中文文献的资源，图书馆员居然问：“中文是什么？是不是像拉丁语那种已经不再使用的语言？”今非昔比，但在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也只是小语种文学。可是我们没有必要小看自己。明末清初礼仪之争时期，中国儒教习俗在罗马几乎家喻户晓，儒家思想的传播在西欧国家有过至深且巨的影响。从1593年第一部儒经译本问世至今，大约产生了304种儒经译本。现今，中国许多学者出版了汉译英译著，销量也被看好。由此来看，中国图书的输出不存在根本性问题，但要研究怎样输出，即输出的路径。

　　方寅：推进中华语言文字“走出去”

　　语言文字出版物“走出去”工作需要多维度大力推进，如细致调研，了解已有的相关出版物资源，摸清当前的缺项与短板。审慎规划，深入思考谋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中华语言文字出版物“走出去”的战略，认真探讨海内外协作的合作战略。合力共推，协同语言文字和新闻出版等多方力量，充分挖掘和出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关的语言文字知识，建设国际出版传播的供需链平台，从策划、选题、编辑、出版、推广等各环节入手优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优质中华语言文字出版物。

　　霍跃红：严谨的输出导向与活泼的需求期待

　　我们强调中华文化“走出去”，“走出去”的应该是优秀的民族文化精品，能够代表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传播和谐理念，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与文化思想。这无形中要求一种严谨的输出导向。这严谨的输出导向与外国读者对于中国文化所抱有的需求期待之间存在一定的缝隙，在具体的输出环节中，如翻译环节，会出现选材和翻译两方面的内容。选材常常首先考虑思想性，集中于严肃的成套的经典和大部头，翻译过程也讲究严谨的学术性、规范性，而往往无暇顾及艺术性和审美性。

　　李玉良：《诗经》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变异”特征

　　迄今为止，《诗经》在西方已经传播了近400年。历史上最早的《诗经》翻译出现在法国，译者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其译本于1626年在杭州印行。其后陆续出现了德国汉学家弗·律刻特等的德文译本、西维洛夫等的俄语全译本，以及理雅各等的英语译本。

　　熊德米：古代法律典籍外译及其批评研究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是宣示中国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元素，亦是深化和丰富中国古代典籍文化外译内涵的重要举措。为人类法制文明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中国古代法文化典籍，理应纳入典籍翻译及其研究的重要范畴。

　　陆振慧：《尚书》的翻译与海外传播

　　华夏经典以《尚书》为最古，亦以《尚书》为尊。《尚书》记载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它不仅“牵涉到全部中国古代史”，而且也“影响全部中国史”（顾颉刚语）。唐代刘知己称《尚书》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主张“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的超越性和真理的延续性。

　　陶友兰：《论语》英译海外传播多元化策略

　　1809年以来，《论语》的英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有50余种，在不同时期对英语世界的读者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21世纪，为了中华文化更好更主动地走向世界，有必要对《论语》英译进行多元策划，进行海外多渠道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