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时期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海外民族志实践，扎根于国外异文化的长时期田野工作，基于深入调查获取一手资料，从而展现不同社会群体内部的微观互动和日常生活，是中国社会科学认识世界和反观自身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也是中国人类学走向文化自觉的里程碑。
中国的人类学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参与到国际性的事务时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影响力。因为这门学科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不是目标向内而是目标向外的，即它试图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对多样性的“异”的存在充满着一种好奇之心和探索的欲望。这为今天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提供了一种研究合法性的来源，也为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基础。
当下，海外民族志最容易让人产生的误解之一，就是认为它能够通过了解异文化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利他主义的想法则是通过了解异文化帮助对方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
20世纪，“科学民族志”的崛起和“写文化”的批判大大推进了“民族志”的文体演化。前者将科学的理性和严谨导入民族志写作规范，后者则用传记、独白、对话等体裁大大拓宽了民族志的深度和广度，使它跳出了“书写特定人群的方方面面”的传统，进入了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关于海外民族志，如王铭铭所言，“所谓‘海外民族志’，乃是一种以中国为处境，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研究与论述方法，这种民族志所描述的人、事、物，主要存在于中国之外”。从中不难发现，他强调了国内与国外、本民族与异民族、中国与中国之外的区分。
人类学界也存在着另一种社会批评立场，例如在“人类学德国研究”领域里不少研究的批评锋芒指向德国社会而非研究者所属的社会。所谓“人类学德国研究”，通常是指来自德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者将德国作为研究地或将“德国社会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他者的视角”很明显。
人类学在南非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与南非特殊社会政治背景相适应的是，20世纪初期，南非人类学即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以南非语（阿非利卡语）为媒介的德国人类学传统；二是以英语为媒介的英国人类学传统。前者关注文化、传统与族群，后者则关注社会变迁，两个传统在理念和方法上有很大分歧。
当代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她在被世界全方位重新打量的同时，也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世界。“正确认识世界”对中国而言，表现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性的知识需求。于此，中国需要革新自身关于世界的知识生产机制，以更经验的方式洞察世界的变化，探究世界各国社会、各民族之所以成其为今日之形态的内在机制，并借以反思主要来自于西方学界的有关世界的种种理论知识及其表述的结构性局限。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几大分支（经济、亲属关系、宗教和政治）皆是尝试在作为民族国家典范的西方之外，寻找另一种有关社会组织和秩序的可能性，“反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亦成为人类学自身定位与发展的学术传统。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表述、对民族志方法的运用以及对多元主体参与的强调，成为人类学认知世界与社会的主要路径。
40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人瞩目，开始以更加主动和充满信心的姿态大步向世界展示自己。因为“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国外学者或国际舆论率先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提出了“北京共识”，并在多元现代性选择的高度上来思考、总结和研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世界诸国用谨慎的目光在重新发现我们，我们也在世界的眼里重新发现着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