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翻译使得异质文化间的沟通与认知成为可能。然而，在人类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外在的语言符号与其“深层结构”的基本语义存在差异性，表现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价值观念等的冲突与矛盾。这形成了翻译的“不可译性”。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让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国，需要实现跨文化翻译的纠偏与“镜像传真”，有必要将语言、文化以及文化语境放在一个大的框架内予以整体考察，在开展跨文化翻译时消除可能的文化语境误解，这将有利于更好地开展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国际传播及让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国。本期特别策划特邀相关专家学者就中国文化“走出去”在翻译中的误读、失真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跨文化翻译实现“镜像传真”的路径与思考。
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能否准确地认知、构建文化语境，通常取决于译者是否具备强烈的文化语境意识，取决于译者对不同的文化知识和行为习惯的认知，以及对情感、行为等方面的适应性。
翻译与文化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翻译既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异质文化之间的相遇。尽管“文化翻译”这个概念如今已经超越了翻译研究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至少在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理论中也被频繁使用的术语，但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翻译”依然主要局限于翻译学领域，即在宏观层面如何通过翻译表征另一种文化、协调文化差异，在微观层面，更多倚重归化还是异化达到文化输出与共享的目的。
翻译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把握翻译的实质，掌握其过程和规律，需要不断扩大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翻译。翻译的对象是各种社会文化信息，而社会文化信息主要由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所承载。符号学角度，无疑是认识翻译及其中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无论从文明的角度，还是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一带一路建设都离不开翻译。翻译活动功莫大焉。
英国哲学家麦金泰尔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理论命题：理性探寻都是发生在一定的传统之中，而传统是共同体的支撑基础；跨出共同体，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对任何传统中发生的理性探寻的理解，都是一种转换过的理解，而非原初传统所包裹过的探寻内涵。一切理性探寻都是以语言进行，且通过语言进行表达。由于理性探寻离不开传统，因此语言也和传统不可分割。
翻译本是文化交流的桥梁，然而，由于译者对翻译本体论以及语言的本体论认识不足而拘泥于话语层次的语码转换，其译文难免造成文化交流的路障。
“国民待遇”一词主要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指一国给予外国公民、企业、船舶在民事方面以本国公民、企业、船舶所享有的同等待遇，通常以国民待遇条款的形式列入贸易条约。其引申含义也可以涉及商标注册和申请发明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领域。经济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体现了世贸组织非歧视贸易原则的要求，但由于文化成果的国别特征、文化欣赏习惯的差异以及跨语言翻译转换的难度，文化传播领域的“国民待遇”尚未形成公认的主流认识和有效的“最佳实践”。
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指：一种文化背景的人，使用源于其他文化的事物的行为。文化挪用可分为实物挪用（如对雕塑等有形物的占有）和内容挪用（如对文学、绘画等艺术作品的借用、改编）。内容挪用又可分为文本挪用、风格挪用、母题挪用和主题挪用等。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古今中外文化挪用现象比比皆是。例如，西班牙民间传说唐璜先后被挪用到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英国诗人拜伦、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德国作曲家莫扎特的作品中，而印度佛教护法猴神哈罗曼又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有关联。
中国文化核心词是中国文化内核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天”是中国哲学、宗教学、伦理道德等领域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信仰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因而准确地诠释与翻译“天”关系着中华文化对外的有效传播。
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加速实现中。用古人的话来形容这次盛会，正是“仁定四海，八方景从”。
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此次论坛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开辟了区域乃至全球合作的新模式。这次盛会不仅在经济领域“收获了丰富成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结出了累累硕果。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各国之间物质、能源、资金、人口等因素的流动也日益频繁起来，这对我国翻译事业，尤其是对外文化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大鼓舞和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