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10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话语权与领导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来自越南、老挝、古巴、埃及、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印度、巴西、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立陶宛、突尼斯、澳大利亚、土耳其等20个国家的47位国外学者，以及来自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国防大学、新华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市委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骨干班等单位的250多位参会代表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新社、《红旗文稿》、北京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记者共聚一堂，就如何看待领导权与话语权、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及危害、发展中国家怎样防范“颜色革命”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本期“特别策划”摘登部分中外与会学者论文，以飨读者。
在剖析“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的关系时，我们要看到：一是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同属上层建筑，且分别属于不同范畴和不同层次的上层建筑。政治领域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而文化领域则属于文化的上层建筑。二是经济基础与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而文化的上层建筑则属于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这些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三是经济基础不仅决定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决定文化的上层建筑。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四是“颜色革命”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属于行动与运动范畴；而文化霸权则属于文化上层建筑领域，本质是意识形态霸权，属于意识与观念范畴。五是文化霸权与“颜色革命”的关系，属于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六是“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都是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改变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或政权组成，这才是根本目的。
在当代，文化霸权主义已成为国际霸权主义的一种新形态，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文化领域的突出表现，是霸权主义国家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新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陆续在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都与霸权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战略密切相关。
“颜色革命”与西方的文化霸权给中亚、独联体、中东北非等地区带来的不是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是战乱、动荡和暴力频发。对于难民的输出国而言，能偷渡成功的也大都是能交得起蛇头税的中产阶级，以及逃得动的年轻人，这对输出国来说无疑是人才的损失和逐渐的空心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而对于接收国，也带来了财政、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问题。出逃的难民层次不一、民族宗教信仰不同，极端民族主义者夹杂其中，容易引发冲突。恐怖分子可能混在其中，同样给接收国的安全带来了严重挑战。
当代资本主义是整体性的垄断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紧紧地控制着所有的生产系统，控制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只是一个名头，用来指称垄断集团为控制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欧美日三角合作伙伴之外的世界）中的生产体系而发号的一整套施令，其实质不过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因此，资本积累过程——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历史形式中使我们能够定义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的动力正是寻求最大限度的帝国主义租金。这种不断增长中的不平衡本身又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体系的金融化。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盈余无法投资于生产体系的扩展和深化，过度的“金融投资”也因此成为垄断控制下继续积累的唯一选择。
帝国主义寻求的是统治而非自由。为了追求完整世界霸权，帝国主义一方面诉诸暴力，另一方面开展某种形式的阴谋破坏活动，旨在推翻妨碍其统治的外国政府。
几年前，针对不平等的抗议运动引发了对掌握财富和权力的“1%”的广泛抨击；皮凯蒂和萨耶斯审慎的实证研究则反映了非常富有人群（处于顶端的1%及以上）中收入集中的趋势。二者使经济不平等成为当前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所谓“经济不平等”，含义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不均衡地集中于某些社会成员手中。
好莱坞“大片”的所谓“多元化”或“国际化”，本质上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化。理查德·佩尔斯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因好莱坞电影了解和熟悉美国产品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丰富、诱人的好莱坞电影，使欧洲人产生了开美国车、抽美国烟、吃美国食品、穿美国服装的欲望。
“颜色革命”是西方政府发明的一种新的战争形式。美国正在利用“颜色革命”这一新的攻击手段扶持亲西方势力，输出西方价值观，并企图从国家组织内部分化瓦解他国国家凝聚力，进而催毁他国现政府和国家机器，实现其从“世界警察”转变为“幕后领导”的全球霸权战略。
意大利思想家和共产主义运动领军人物葛兰西，在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霸权概念的内涵。他在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复杂状况后，发现了这些国家所呈现出的将政治高压和舆论结合起来的、效率更高的新兴政治统治形式。在他看来，1848年人民运动和1871年巴黎公社之间的那段时期，资产阶级巩固统治地位后发现，雅各宾式的激进共和主义不再适用，便开始寻求行使政权的稳定形式。在新形势下，政治手段开始现代化、民间组织发展壮大、议会政治不断推广、国家结构不断加强、大规模的官僚体制（包括国营和私营）开始形成。简而言之，聚焦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来控制社会政治及经济的一整套组织体系已经形成。然而，上述政治发展在欠发达国家必然十分受限，毕竟欠发达国家还停留在发达国家已过时的上层建筑形式上，这让我们开始反思西方政治科学设定中的一个关键议题：价值和意识形态及体现“文化霸权”在组织和机构上的制度建设问题。
在纪念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11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研究和总结100多年来俄国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