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互联网浪潮正席卷全球，成为财富生产、流通与消费方式变革的强大引擎，还对国家治理、社会交流与意见传播，理念习惯与体制机制等带来巨大影响。全面、深刻、科学地回答互联网时代的各种挑战，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繁荣进步和国家治理完善意义重大。本期特别策划特邀多位专家学者就互联网时代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创新理念、行为与制度等发表真知灼见。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用户快速增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数量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以电子认证、网络购物、网上交易、网上投融资和支付服务为内容的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根据《互联网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报告课题组的判断，2015年左右将是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我国互联网经济将由快速发展转变为高速发展。
“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中的技术早已出现，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在其《经济史理论》中给出的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如果套用这句话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互联网时代，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科学为标志的互联网时代使用的技术创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决定“互联网革命真正发生”的充分条件，才是当前发展互联网经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面对网络时代的冲击，传统媒体转型面临的基本问题，不仅是如何实现全媒体转型，更重要的挑战是，今天的主流网络企业早就不只是一个网络媒体企业，而是跨越多行业的商业巨无霸。面对这种商业竞争格局，如果只从媒体转型发展的角度看传统媒体的出路，已经远远不够了。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信息网络技术的研发和广泛应用，积极发展电子商务、信息消费、互联网金融、物联网等新业态。随着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召开，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更多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形成新的增长点，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建设的顶层设计。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新方式和新手段，对于扩大海外营销渠道，提升品牌竞争力，实现外贸转型升级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近年来增长迅猛。据测算，2014年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37503亿元，同比增长39%，其中跨境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4492亿元，同比增长44%。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在外贸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达到13.9%。无论从营销推广还是产品直接销售角度，跨境电子商务都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企业的重要贸易渠道。
自古以来，如何实现高效、善治的政府治理是各主权国家不断探索、创新并大力倡导的，而在各个时代与此相关的各类理论也多如繁星。其中，最理想的模式之一便是实现开放式政府的公共管理，即实现政府治理与公众充分参与的公共治理模式。但至今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实现全面开放的公共治理，目前比较理想的状态是由非政府组织甚至民众反馈参与的管理模式，政府在这种治理模式中起着桥梁和沟通的作用；更单一的政府治理则是由单一政府实施公共事务的全权治理。然而，随着互联网业态的迅猛发展，不论政府接受与否，都已经无法逆转一个事实，那就是互联网对社会舆论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的行为引导。借此，如何让互联网更积极地发挥作用，服务于政府治理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信息渠道，更不会成为反政府的工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4年中国GDP增速为7.4%，为近年来最低。招工难、劳动力短缺问题尤为突出，就业难的问题事实上是“好工作难找”而非真正没有工作可做。这一现象貌似违反“奥肯定律”，其背后根本原因是中国互联网经济与电子商务正在重塑中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讲，互联网经济已经把就业的概念从“工业时代”的集体劳作生产转变为个人工作闲暇一体、工作时间碎片化、工作空间任意化的一种新型“互联网时代”的工作机会，这将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变化。
经济转型升级的标志是生产方式、交易方式、消费方式三种方式的系统转型与升级。商品的交易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的桥梁，是市场的中心环节，商品交易模式的先进程度是市场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大宗商品营销模式也正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其电商模式有价值的探索已初见端倪。
人类正迈入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和网络成为21世纪的主题之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各种各样依存于互联网而发展的应用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互联网在以空前速度发展的同时，各种涉及网络安全、秩序以及诚信的事件也在不断发生。这些问题当中，有些是现实世界的问题在互联网上的延伸和映射，有些却是互联网本身独有的。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变化，互联网治理已经成为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