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实物和图像，既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也是历史生成和展演的生动反映。随着文化史研究的深化，拓展更为广阔的史料范围，探讨新的学术范式，成为一种蔚然可观的学术潮流。以发掘实物和图像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为旨趣的形象史学，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作为新生的研究模式，形象史学在中国学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研究方法讨论，以及实证研究方面，都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期特别策划以“可视的叙事：形象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意在推动形象史学在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方面臻于新境。
形象史学是国内史学界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史学研究方法与史学分支学科的新发展。
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是以文字资料为基础的。近年来兴起的形象史学，对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并重，可以说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走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学科的兴起，传统研究模式迎来重要的变革契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倡导的形象史学，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几十年来，考古学和文物学获得长足发展，历史形象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得到极大关注。最近几年，形象史学从历史图像学、考古文物学中脱胎而出，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其旨趣在于，将特定的文物图像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它展开相关研究活动，努力解读其中包含的历史文化意蕴。
如果撇开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单纯从图像学视野来看，元初佛道两教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论争，可以说由宗教偶像的形象问题所引发。
道教具象的内容，远远不止符箓一项，此外还有绘画、建筑、雕塑、服饰、法物等。形象史学研究的开展，将对我国的道教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图像构成了历史研究所凭借的两大史料来源的话，那么，两者的一个区别在于，“形象史学”的史料主体是“图像”，是物态化或形象化了的“史料”；从研究的着眼点看，“不谈结论，先谈实物”之说蕴意深刻，颇可借鉴，这一主张可能排斥由一系列观念的、浅陋的识见和判断而形成的诸多“预设”，从而确立实物和图像作为真正第一手史料的主体地位而使研究更接近历史真实，或揭示出文献资料未能涉及的史实。尽管实物和图像仍有待通过文献的证实而发挥其价值，但其主体地位决定了它更可能是“确定了”的或“实存”的历史。
解密的科罗娜卫星图像为研究山川历史提供了有效的视觉材料。随着研究重心从墓地和聚落考古转移到考察考古山川，科罗娜卫星影像将会为关注形象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者作出重要贡献。
图像不应只是文字构成的史书插图，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美术史家对这种语言的解读，有助于形象史学的研究。笔者在纽约大学参观了两个展览。一个是在亚洲学会展出的《招隐：中国17世纪的绘画、诗词与政治》，另一个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印象派、时尚与现代性》。展览图像与史境的重建，为我们呈现出了历史的丰富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