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咸丰十年五六月间，为改变此前数年“团练大臣”因位低权轻而令其办团行动常受地方官掣肘的状况，有效发挥团练的卫乡和助剿作用，清廷向河南等八省委任了九位具有极大权势的“督办团练大臣”。然而，“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之间不但难以实现清廷所要求的“和衷共济”，反而“无不各存意见，彼此猜嫌”，以致双方均感“事权不一”，甚至事事牵制，处处掣肘。双方的“事权”之争突出表现为争夺地方财源以满足团费和兵饷之急需，亦有地方官员对“督办团练大臣”侵夺司法权的指控。而“事权”之争的背后，还隐含官员与绅士、外省与本省之间竞争的色彩。随着“督办团练大臣”的陆续撤回，实施十年之久的“团练大臣”策略宣告终结。相应地，团练办理模式亦完成了从“任绅”向“任官”的回归。这一结局意味着咸丰初年以来利用“在籍绅士”加速社会动员和强化社会控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也标志着“双轨制”社会控制体制在晚清的昙花一现。

　　关键词：“督办团练大臣”　地方官员　“事权”之争　团练

　　作者崔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