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江南政策的主体为“安业力农”、“重商”和重“市舶”，四等人压迫和诸色户计制的嫁接推衍，则是其局部。忽必烈等实行南北异制，维持和保护了江南“富民”农商经济且有所繁荣发展。明前期卫所军户、“均工夫”配户、里甲“画地为牢”、移民徙富和抑商海禁等政策，起步和重点实施于江南且触动极大，几乎倒退至单纯自然经济状态。蒙元江南统治与宽纵豪富相“背反”，官场腐败与贫富悬殊相叠加，招致经济畸形和“官逼民反”、“富逼穷反”。明初富民农商秩序破坏及户役法的南北通行，改变了近千年江南富民大地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与北方相差无几的“配户当差”。元明江南社会发展，居然因宽纵豪富和管制农商二模式交替及忽必烈和朱元璋的个性，从开放繁华到锁国萧条，大起大落，而且成为14世纪中国经济由先进跌入落伍的转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