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国际事件对国际关系影响与对策”研讨会召开
加强应对国际重大事件处理能力
2018年07月23日 08: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23日第1498期 作者:本报记者 侯丽 姚晓丹

  7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共同主办的“重大国际事件对国际关系影响与对策”研讨会在山东威海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在致辞中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关键时期,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正在逐步展开。尽管国际形势阴晴不定,保护主义事件不断发生,但世界潮流正朝着文明、进步、包容、和平的方向发展。

  继续关注和平与发展

  在谈及关于百年大变局的思考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张蕴岭表示,百年大变局是个大命题,涉及内容广泛。在上个百年(1910—2010)中,世界已发生重大变局,我们应该对这个百年(2010—2110)寄予期待。他对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以智能化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成为趋势;发展方式渐变,可能无定式;全球变暖的综合影响更加凸显;人口分布面临大调整和重新分布。他还抛出一系列问题,希望引发思考。如,从地区角度来看,现存的世界秩序渐变,区域治理成为主框架,区域结构是否会重组?亚洲秩序是否会由西方主导转向由东方主导?他表示,从百年衰落到百年复兴,中国崛起是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大变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提出大变局的重要原因。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武心波提出,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我们继续关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也会遇到极限,包括非对抗性的发展极限和对抗性的发展极限。为了应对这种困境,我们需要深化对资本世界的认识,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从战略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以创新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来处理问题。

  客观分析国际重大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吴白乙总结了“9·11”事件对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几点影响。第一,它是一个历史性标志。经过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和1989年苏东剧变,全球自由资本主义体系达到顶点。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矛盾也累积成疾。“9·11”事件策划者将袭击地点选在美国本土,选在华尔街附近的世贸中心,其象征意义就是对美国主导的体系、秩序作出激进反抗。第二,“9·11”事件的内核是价值观的对立和冲突,与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反全球化有一定的内在关系。第三,“9·11”事件带来了安全观念和战争形态的转变。第四,它促使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发生转变,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管制和利益分配功能进一步衰弱,族群矛盾突显,社会撕裂问题日益严重。第五,“9·11”事件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对全球的合作产生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核心的均衡发展和公平分享等根本问题却远未解决。

  谈到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关系的未来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常务副理事长王灵桂认为,资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内政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本的影响。美国发动贸易战,可能是在新的时期试图重新调整全球经济格局,也可能是试图利用它在各个方面的优势,主动谋求与对手进行交易,以建立有利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新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提出,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上,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及其团队需要民意牌;经济上,美国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将大于合作。

  “钓鱼岛事件”是对中日关系和东北亚局势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就“钓鱼岛事件”的定义、背景和国际影响等进行了发言。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所发生的分歧与争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钓鱼岛事件”,指的是2012年9月日本国内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就是由日本政府从所谓的“土地权所有者”手中将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购入,将其“国有化”。杨伯江认为,“钓鱼岛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是受国际时局变化、大国权力斗争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国权力转移加速背景下发生的,具有必然性。“钓鱼岛事件”的出现,强化了中国的海洋意识、海权意识,推动了中国海上维权体制机制和海上维权能力的建设;并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发生了快速的深层次的变化,牵动了中国周边环境与地区战略态势的变化。

  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谈到中日关系的未来与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构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表示,从中国方面来看,稳定的中日关系有利于实现百年目标。2020年日本东京将举办夏季奥运会,日本也需要良好的中日关系来获得相对稳定的环境。从外部条件看,美国保护主义的抬头,对中日两国形成较大压力,这也会促进中日两国日趋走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周方银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对他国利益给予应有的重视。当前地区紧张局势的降温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深化国与国、社会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在外交行为的点点滴滴中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

  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占领道德制高点,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就中拉关系而言,当前需要认真研究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如何使“一带一路”中的“五通”在拉美“生根发芽”;如何提防拉美的“国家风险”;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如何兼顾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如何应对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地区安全中心副主任郭立军就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发言。在他看来,安全问题是国家利益在海外的体现。他建议对海外活动进行科学的行业风险评估、建立行业标准、对风险进行系统化管理、增进海外安保业务市场化与国际化的结合等。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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