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2021年11月11日 12:54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李红岩

  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也就是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The philosophers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it.)德文原文是: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ömmtdrauf an, sie zu verändern.其中,“解释”与“改变”原文是加黑强调的。对这句名言,需要从阐释学的视角作更深入的解读。

  一、“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先导

  既然“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解释世界”是否就不重要了呢?显然不是。恰恰相反,“改变世界”的前提是“解释世界”。如果对世界毫无了解与理解,从而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那么所谓“改变世界”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有学者提出,“对于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哲学而言”,“解释世界”从属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虽非首位,但也是改变世界的必要环节,虽然只是从属性的环节,即在这里理论上的解释世界是从属于实际上的改变世界的。”这样的理解,内在地蕴含着理论实用主义的意涵,显然不够确切。

  就目的而言,“解释世界”似乎只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附属于“改变世界”的目的;但是就“改变世界”的前提而言,“解释世界”实则是改变世界的前导或先导。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恩格斯曾经深刻指明,哲学革命可以成为政治革命的前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两个论断,实则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凸显了理论的先导性与指导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改变世界”从属于“解释世界”也未尝不可。因此,“解释世界”绝不仅仅是“从属性”的“必要环节”,而是理论与实践双重互动的结构性构件。

  据说,“远在基督教纪元数千年之前,人们便有了这样一种观念:上帝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他先思想世界而后创造世界,而语词则是他用来表达思想的手段和创造世界的工具。”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也是首先“思想”“世界”,然后“解释世界”,再然后去改变世界,从而去“创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用来表达思想的手段和创造世界的工具”,同样是“语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用“语词”这种最高的共同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既不同于“上帝”,也不同于其他“哲学家”。作为思想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达”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思想内容中,创造世界的工具和表达思想的手段是统一的,理论的说服力与实践的创造力也是统一的。

  所以,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里,马克思不仅指明了理论的优先性与先导性,还说明了导致这种优先性与先导性的原因,也揭示了维护这种优先性与先导性的方法。从阐释学的视角看,需要特别注意马克思这里所采用的“说服”一词。这是因为,“说服”的前提是“理解”,而“理解”是阐释学研究的核心。

  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了理论的优先性与先导性,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他说:“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因此,他特别强调“理论的解放”,因为这种“解放”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而且,随着时代发展,要不断地推进“理论的解放”。“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理论性的革命既可以造成人类精神新的奴役,也可以带来人类思想新的启蒙,而其区隔点,就在于是否将人的根本还给人本身。

  首先是认识这个世界,然后是改变这个世界,而认识是解释的前提。辩证唯物主义既从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出发,又从不否定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后一个方面而言,正如列宁所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哲学家们”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在于他们止步于解释,将解释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分割开来。他们中的极端者甚至觉得,“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同时,就他们解释世界的方式而言,他们也无法承担改变世界的任务。当然,仅仅就“解释世界”而言,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具有思想史以及启发世人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则不仅具有解释世界的理论品格,还具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说,马克思的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的。不是先有一个先验的目的,然后推导出实践的理论,而是在对世界的研究中归纳、抽绎出理论,然后去指导实践。作为实践活动,改变世界的主体、动力、阶段、目标,都具有理论依据,都经过了充分而科学的“解释”流程。“解释世界”的理论不是从“改变世界”的想法中倒推出来,而是从历史和实践中生成出来,从而使得“改变世界”具有现实性。实际上,为了改变世界而生硬制造出一种解释理论,这种来自目的论独断论的理论,即使具备“改变世界”的功能,最终也不会抓住人的根本,从而难以符合人类的价值目的。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实践哲学?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理论界曾经发生严重分歧。但是,马克思主义确实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这种鲜明的实践品格,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理论品格不鲜明、不突出。不过,由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品格,也由于理论界对这种实践品格的高度重视,在客观效果上,反而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品格、理论品格挖掘得不够深、开掘得不够广。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及历史阐释学,则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品格、理论品格深入而系统地开掘出来、展示出来。这样做,不是要否认、遮蔽、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基本属性,就是要在开掘和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品格与理论品格当中,为其实践品格提供深刻的理论说明。思想品格、理论品格与实践品格之间,相互支撑与呼应。

  二、“解释世界”具有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非常重要,那么“解释世界”的“方式”呢?它不仅同样重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更加重要。阐释学所要研究的,就是作家们(包括思想家、学者)写下的那些话,但是阐释学更加需要研究的,却是作家们写那些话的“方式”。阐释学必须回答,那些被中国古人以“圣”字称之的作家,为什么“那样”讲话而不“这样”讲话?换言之,他们在书面上、文本里讲“那些”话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思想方法与思维形式?其逻辑基础与逻辑样态是怎样的?为什么诗性的思维用隐喻讲话,而逻辑的思维却用列宁所称之为人脑最高产物的概念讲话?诸如此类,阐释学必须像“揭秘”“解梦”“诊脉”“占卜”一样,让“神秘”变得清晰,让“黑暗”充满光明,让“浑浑噩噩”变得明明白白。

  马克思所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过去,我们往往把重点放在了“只是”上。那么,“只是”的核心内容与特征是什么呢?马克思对此是有解释的。那就是,哲学家们全都“只是”“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马克思说:“所谓哲学曾经是超实践的,这只是说哲学曾经漂浮在实践之上。”但是,阐释学要求人们不能仅仅将重点放在“只是”上,更应该放在“方式”上。于是,就得顺着这个方向追问:都有哪些哲学家、采取了哪些“超实践”的方式去解释了世界呢?

  对此,仅仅粗略地将哲学家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指出他们要么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方式,要么用客观唯心主义的方式;要么用朴素唯物主义的方式,要么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方式解释了世界,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之下,必须对所谓“超实践”进行细密的分梳与研究,特别是对于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形式、不同文明特点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人类解释世界的不同类型、不同路径与不同方法。比如,为什么形式逻辑发达于古希腊,而辩证逻辑却发达于中国,因明逻辑发达于印度?为什么先秦时期在汉字中没有出现系词?为什么汉语的语音数量相对较少?为什么上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不大采用系统化的著述方式?为什么中国古代语文学、算数学很发达,而语言学、数学却相对不那么发达?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中西方的阐释行为、阐释学形态,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凡此,都在所谓“方式”的研究范围之内。这实际上也就告诉了我们,阐释学必然是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学问,是一门“杂家”之学。做这项研究的人,应该是通才,而不应仅仅是专家。

  对于这种专门针对“解释世界”的“方式”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是高度重视的。有人觉得,马克思恩格斯终身致力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对于历史上的思想与理论遗产,对于思想史、理论史乃至思想形式、理论形式的研究,不那么重视。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解。

  诚然,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着重于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因此他们很难避免地“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但是,这段话反而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式”、对“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高度重视。换言之,他们对于哲学家们究竟都用了哪些“超实践”的方式来解释世界,是高度重视的。因此,他们曾试图对哲学家解释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这些方式所产生的原因,做精细的思想史研究。马克思曾计划写《资本论》第4卷,其中就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可惜,由于生命的局限,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完全把《资本论》第2、3卷写出来,而这又与他将精力花费在文化人类学以及东方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与追溯人类认识论的根源、思想的起源等相关。尽管如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著中,依然散见着许多与思维形式相关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探索建构当代中国的阐释学,极具启发性和指导性。所以,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梳理提炼出来,将会成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与历史阐释学的宝贵资源,也会成为分析历史上非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文献时的基本理论遵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既要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世界的理论架构揭示出来,也要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释学资源发掘、整理、展示出来,还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去认真研究非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资源。

  这样,就引出了对于阐释学属性的理解和认取问题。阐释学就是研究与揭示思想或思维形式的一门学问。它针对的是“形式”或“方式”,而非“内容”或“义理”。这种研究与揭示,是以研究与揭示理解的内在规律、外在表现以及运作机制为核心而进行的。具体到历史阐释学,则是研究与揭示历史阐释行为的思想或思维形式。历史阐释学以怎样透过历史记载来理解历史进而阐发历史的意义为核心。

  “也许历史是马克思所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完整而严密的历史阐释理论体系。它有自己的质点,亦即唯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也有层次分明而严整的理论层次和概念谱系。比如社会形态理论,就是唯物史观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展开,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又是社会形态理论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阐释理论,就根本观点来说,谓之唯物史观;就全部理论内容和理论范畴来说,谓之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历史阐释原则,一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二是从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去建构历史阐释系统;三是将历史的内容与叙述的逻辑统一起来,使得材料的生命在观念上反映出来时,呈现出来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四是以对世界的改变为目标。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目的所作的说明。

  马克思说:“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不被理解的世界,对人类没有现实性可言。阐释学破解理解的奥秘,从而让人与世界之间的现实性建立起来、呈现出来。历史阐释学则破解历史理解的奥秘,从而建立起、呈现出人与人的过往行为之间的现实性,让历史对现实的人开放。阐释学作为关于理解的学问,历史阐释学作为关于历史理解的学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的。所以,在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阐释行为的诸多内部机制与运作特点,多有分析和揭示。比如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时,指出他们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这就是说,依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去阐释世界,必须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不可忽略主体的作用,不可单纯地从“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的论述对于探索阐释活动的主体间性,是具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阐释学的着力点,就在于去探讨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主体方面、能动方面及其实践行为。

  再比如关于阐释对象与阐释主体的关系,马克思早年就认识到,“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他指出:“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马克思认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因此,人的对象只能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人的对象“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所以任何一个对象对人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这样的论述,不仅对于我们思考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有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去改造视界融合、对话逻辑、效果历史等命题,都是有意义的。具体到历史阐释学,则要解释历史怎样成为历史学家的对象,怎样成为历史学家确证和实现他自己的个性、本质力量以及怎样以他所及的程度为限的。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解释世界的时候,面对“自然”从来不忘“人”的视角,面对“人”则从来不忘“自然”的视角。“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交融在一起的。恩格斯曾经深刻地论述,人类历史虽然有其特殊情况,但终归“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具有“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使得其进程“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这正是马克思所谓“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根据和意蕴所在。列宁认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这句话中。

  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它使得“各种矛盾的趋向的综合”成为“可以准确测定的”。唯物主义“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马克思把哲学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在列宁看来,马克思运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即“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而这个标准在主观主义者看来是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因此,“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就被马克思捕捉到了,由此而形成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列宁认为,马克思理论建构的意义就如同达尔文建构了进化论一样,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启发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原则就是当论及自然界时,时时不忘记人的视角;当论及人类社会时,时时不忘记自然的视角。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理解曾经有过偏差,那就是比较多地强调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区隔,而比较少地考虑到二者的融通,因而对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理解得不够深刻。实则,一方面,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因为它包含着人类主体的主观活动、是人类的创造而改变;另一方面,人类的创造同样是历史的客观性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尽管“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是自然史终归离不开人类所发明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必然要通过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表现出来,表现为自然科学发展进步的历史。所以,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当自然界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自然史也就反而成为人类史的内容。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人对自然的作用,也就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第一推动力。恩格斯说,辩证法的规律就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一方面,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会成为撬动人类思想革命性变化的杠杆;另一方面,正确的人类思想、特别是高明的哲学思想,可以修正自然科学的谬误,成为人类正确认识、把握自然,从而促进自然科学革命的先导。如果不懂得上述道理,就会流于以前的旧的唯物主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划分,没有去除历史是人类历史的本质规定,而是加深了我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历史就是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学家必须首先理解历史,然后才能去解释他的历史的世界。然而,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能够直接面对或接触历史,那么,他们又怎么可能去理解与解释历史呢?他们都采用了哪些方式去解释历史的呢?这些方式是天然合理的,抑或树立并遵循了某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怎么来的?能否经得起严格的认识论检验?他们是否应该遵循这些原则?基于这些原则去“解释”历史,是否可以证明为正当的?凡此,都是历史阐释学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三、解释·阐释·诠释·说明

  马克思所谓“解释世界”的“解释”,德文原文用的是动词interpretieren,英文翻译为动词interpreted,也就是interpret的过去分词,其名词形式是interpretation,与德文的写法一致。将这个词翻译为中文的“解释”,非常确切。

  这里涉及“阐释学”(Hermeneutik)的概念译名问题。关于“阐释学”,目前有阐释学、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解经学等不同译法或叫法。就概念的层次性而言,“学”的层次最高。在“学”之下,又有阐释、诠释、解释、说明四个概念。这四个概念的内涵,是依次递进的关系。

  (一)“阐释”(Auslegung)在于呈现一种状态。具体来说,就是开放性、延展性、多样性的状态。在中文中,“阐”的本义是“开”;“开”的本义是“张”;“张”的意思是“施弓弦”。无论对象是一种行为,抑或是一个确定的物体,“阐”都意味着这个对象处在一种开放的、可迎受他者的状态当中。因此,在中文世界里,“阐”总是与“义”捆绑,连成词组,古籍如《春秋阐义》,即属此类。

  (二)“诠释”(interpretation)在于将开放状态中的对象固定下来。具体来说,就是对对象进行确定、收敛、统一。在中文中,“诠”的本义是“具”;“具”的本义是“共置”。因此,在不确定的开放状态中进行确定,无歧义、可验证,就是“诠”。依照美国学者佩顿(WilliamE. Paden)的介绍,interpretation这个词来自拉丁语interpres,意为“介于双方之间的代理人,谈判者、掮客、解释者。”前缀inter-是“介于……之间”的意思,但pres的含义有点争议。有人把它与pretium相联系,即“价值、价格”;也有人把它与梵文的词根prath-相联系,意即“向海外传播”。依照维柯的看法,“爸爸”这个词来自惊叹声,然后又派生出多种意思。他说:“patrara(父亲)一词的原义是‘制作’或‘工作’,这是天神的特权。patrara这个词的原义也用在《圣经》中,《创世纪》里说,‘到了第七天’神停止了‘他在做的工作’。从工作(opere)这个词一定派生出动词impetrare,仿佛就是代impatrare,占卜术是用interpatratio(解释),即解释占卜中天神的谕旨。”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视角。

  (三)“解释”(Erklären)在于将确定对象的内部结构展示出来。具体来说,就是在确定一个对象之后,看一看它的里面是什么样的。在中文中,“解”的本义是“判”,也就是用刀去解剖、分解。因此,“解”意味着对确定对象的分析,对整体的要素化,对结构的明晰化,对“诠”的深化与细化。

  (四)“说明”(Anleitung)在于对经过确定、分析之后的对象的功能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予以言说与揭示。有学者提出,“解释”是进入“事物内部的理解和诠释”,“重点在阐明那个事物存在的理由,它的重点是在reason,就是理由。”“解释”“要先有一个消极性的‘瓦解’过程,再达到一个新的‘开显’的过程,并且落实下来,用另外新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那个牵涉一个积极性的‘建构’。”而说明(explanation)“重点是一个外在的、扩张性的因果说明”,“重点在causation”。总之,“说明”是比较外在性的,解释是比较内在性的。这个观点,我们认为是可取的。它与我们的观点不矛盾,虽然视角不太一样,但可以相互印证。

  由于上述四个概念是依次递进的关系,所以上层概念不一定运行至下层概念,而下层概念却无法跳过上层概念。哲学家解释世界,目的在于“诠”,亦即建构一种完备、完足的确定性的理论形态。用恩格斯的话说,“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因此,将马克思所采用的“interpretieren”一词翻译为解释而非诠释,在语境上是确切的。脱离语境之后,有德汉词典将这个词直接翻译为“诠”,也完全正确。至于说有学者将这个词翻译为阐释、说明,则是出于个人理解,当然也不能认定为错误。这里,仅表明我们的看法。

  乔姆斯基说:“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人类取得的一项极为有限的成就,也就是在最近几个世纪前、在世界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获得了发展。并且大多数所谓的科学甚至还并不清楚科学究竟有着怎样的运行规律。所以,建立最佳解释的能力很可能是某种从未被使用过的人类能力,比如数学能力。”对于阐释学来讲,这句话同样适用。要“建立最佳解释”,概念与范畴的细微辨析,无疑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四个概念的关系,举例来说,“阐释”在于找出一群动物,“诠释”在于从中确定一头牛,“解释”在于庖丁解牛,“说明”在于对解后的牛的心肝肺等等进行一一讲解。其实,就庖丁解牛的“解”而言,它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阐、诠、解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所见无非牛者”,是为族庖阶段,为“阐”;第二个环节“未尝见全牛”,是为良庖阶段,为“诠”;第三个环节“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是为道庖阶段,为“解”。这三个阶段,“正是一个完整的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所谓“阐释循环”,我们认为应该将其提升到辩证发展的认识论高度上去。

  从单线演进的角度看,从“阐释”到“说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追求数学化的过程。

  从“阐释”与“诠释”不同的逻辑基础来说,阐释的逻辑基础是非标准逻辑,是建立在真值的多值性、多维性、缺损性基础之上的。真值从二值到多值再到连续值变化,空间维数从一维到二维再到多维变化,推理需要的信息从完全已知到不完全已知、从固定不变到不断变化,推理过程从封闭到开放、从线性到非线性、从协调到次协调和超协调变化。而诠释的逻辑基础是标准逻辑,是建立在封闭全信息的确定性假设基础之上的。它把认识对象简化为一个封闭的、全部信息已知的、确定不变的、非此即彼的二值世界。它无任何形式的矛盾、不确定性,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是以数学定理证明的形式来呈现的。

  总而言之,阐释、诠释、解释、说明,这四个概念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一个专门的学问领域,西方人给它起个名字,叫作Hermeneutik。这个西方人起的名字,钱锺书先生将其翻译为“阐释学”。汪荣祖教授认为,这一译法“胜于常译之‘诠释’。”佩顿介绍说,这个词源出于希腊动词hermeneuein。他指出,“hermeneutics这个希腊词的词根在词源学上与希腊神话中的神赫尔墨斯(Hermes)有联系”。对此,中国学者非常熟悉。但是,他接着指出,赫尔墨斯除了具有“众神音讯的传递者”即信使的自身之外,还是“疆界的跨越者、辩才之神、某些大众占筮形式的主持者”。对这三重身份,我们需要特别留意,因为它不仅暗示着阐释学的基本面向,还暗示着阐释学的内在要求以及符号学、修辞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意义。

  (篇幅原因有所删减)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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