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至3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中国共产党内外、中国左翼思想界与知识界中间，发生过一场与中国前途命运直接相关的思想理论、学术研究叠加的大论战，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这场论战发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亦即毛泽东思想诞生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它具有话语之源与理论准备的意义。同时，它又发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对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迎接理论与实践双重考验、启动深刻的理论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深化的意义。

　　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这场论战均具有塑造话语体系的作用和意义。论战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中国知识领域的过程。论战过后，马克思主义已然在中国站稳脚跟，任何势力都不可能将其摧折。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发生与最初发展，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这场论战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就是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之后，一场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塑造了基本话语方式与理论架构的论战。

　　论战的内涵与理论背景

　　所谓性质，就是认识对象的根本属性。所谓社会性质，就是社会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质是对社会总状况、总特点的本质性概括，在句式上则表现为最高抽象的定义形式。因此，所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也就是围绕着回答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怎样在根本属性的意义上为这个社会下定义的论战。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近代中国的总观点、总理论，即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简称“两半”理论。

　　这个问题本身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与思维方法。唯物史观承认并重视各种社会要素的作用，但认为必须找到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终极原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或者说透过偶然性看清必然性。唯物史观认为，在各种社会要素中，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而且以之评判学术史。马克思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所谓“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就是指探寻社会的本质、社会的性质，亦即在透视生产方式结构的意义上揭示社会奥秘。马克思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维方法运用于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从而形成了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所谓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就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进行不同界定的理论。将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应用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析与概括，即表现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对前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的分析与概括，即表现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两场大论战，加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从本质上讲，都属于广义上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特别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其整个知识体系与价值取向，都是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所以，揭示社会性质、在此意义上建构思想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和思维特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核心特征。

　　对于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要义和思想特征，马克思之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是竭力反对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在主观唯心主义大盛行的背景下，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谬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想方法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一致认为，“只有回到直观的最初来源并从直观中推导出对本质的洞察”，“才能直观地澄清概念，并在直观的基础上重新提出问题，从而在原则上解决问题”。这就完全离弃了对生产方式的考察。波普尔甚至借用历史主义的概念，将唯物史观视为一种“贫困的历史决定论”。因此，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学者基本不会讨论社会性质问题，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就对此不认可。在中国，持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认为，所谓社会性质论战及其延伸——社会史论战，不过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因此，他不仅敌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对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质上代表国民党改组派政治立场的陶希圣，都持“歧视”的态度。胡适在基本方法论上就反对讨论社会性质这类问题，这不仅是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宣示，也是一种实际行为。

　　显然，是否参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在当时已然成为区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水岭。论战过程中，有人曾说，论战参加者必须首先“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不然“一切观点，方法，以及术语，都不会正确”。还有人说，论战“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因此，这场论战与人生观论战、社会主义论战之所以不同，区别就在于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在其他论战中，各种理论工具杂陈；而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只有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工具。尽管我们不能说参与社会性质论战的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可以认为，一个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基本修养与兴趣的人，一定不会参与这场论战。尽管一些参与者只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这个外衣却是必须披着的，一旦脱下也就等于自动放弃话语工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运用，靠的是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较早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出发，在揭示社会性质的意义上进行社会分析，探明俄国基本国情，从而规划革命实践的路径与方法，具有学术示范意义。1895—1899年，列宁写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俄国社会性质的经典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其他国家的社会性质树立了典范，当然也为揭示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范例。可以看到，在揭示中国社会性质时，不仅列宁本人遵循着这一范例所提供的基本方法，而且其他人也都遵循着同样的思想方法。从列宁到中国共产党，遵循着一条共同的实践与理论相互释证的路线，那就是先探明社会性质，再从社会性质出发去进行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认识方法在社会改造领域的具体应用，也是以“改变世界”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思想方法，是具有实践品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这里所说的先进性，正是建基于对社会性质的科学认知之上。而朴素感情与执着追求之所以不能代替科学理论，同样在于科学理论以社会性质为原点。只有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可参照的经典范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才具备充足的理论条件。

　　论战的缘起与现实语境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缘起是与列宁所领导的新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俄（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共产国际的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的展开，才有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提出。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以列宁1916年春在瑞士苏黎世所写的《帝国主义论》为理论依据，共产国际认为当时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瓦解和崩溃的时代，因此，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世界革命。不过，由于处在革命的初始阶段，关于不同国家怎样具体实现革命目标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还来不及详细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介绍俄共（布）的情况时提到，当时俄共（布）作为国际上唯一执政的共产党，拥有50万党员，党的核心是工人：“我们党仍是一个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早期党员来自工厂，党组织也是在工人区诞生的”。显然，这与后来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具有很大差异。因此，中国革命必然也必须走不同于苏俄的符合自身特点的道路。

　　共产国际一大在世界范围内举起了共产主义旗帜，而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则力图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直接开展斗争”。在为大会准备文件的过程中，列宁经过独立思考以及与人讨论，形成了对中国国情的基本看法：中国与波斯、土耳其一样，属于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从社会结构着眼，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整体格局中的中国，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半封建性。列宁的这一观点，在共产国际推动下，成为观察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此后的中国革命运动，就是在列宁的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列宁对中国社会总状况的概括是科学的，符合中国实际。它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既体现了迫切的现实需要，又具有理论启蒙的意义。因此，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不断运用这一观点去细致地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并由此制定革命政策。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写作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几乎都采用“半殖民地”的概念来探讨社会性质问题。这一点在毛泽东、陈独秀、蔡和森、萧楚女、李大钊、罗亦农、邓中夏等人的早期文章以及中央文件中均有体现。如1923年7月，毛泽东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明确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1926年9月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又提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认为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从毛泽东的早期文稿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是由思考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开始的，而这种思维方法与视角，正蕴含着列宁思想的影响。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接受列宁的基本观点。所以，在1924年1月发布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四次指明中国是半殖民地。但是，在反封建的问题上，国民党是不彻底也不可能彻底的。当反封建指向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反动军阀时，国民党还能较为积极，但是当反封建指向封建势力的经济代表与社会基础地主阶级时，国民党便要不遗余力地维护封建势力了。此外，国民党始终不认可阶级斗争理论。因此，国民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其阶级属性、政党性质如何，它能否全盘接受并切实实践共产国际的理论体系，在共产国际内部始终存在争议。同时，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以及政党性质的认识分歧，反过来又触发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再思考。这种再思考，是在遵循列宁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两个基本维度的规定性下进行的，因而也就愈加深刻。值得强调的是，当列宁最初提出“两半”观点时，还不存在必须对国民党的属性进行判断的问题，更不存在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而当“再思考”的时候，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却很现实地摆在眼前。可以说，“再思考”恰恰是国共合作的现实所促成的。因此，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考，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路径、方法、目标等问题结合在一起了。

　　其时，列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已无力回答这些问题。此时的斯大林则“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了解，方针也不大明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推进的形势下，莫斯科弥漫着一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速胜论的气氛”。但是，《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所谓“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言辞与条文，却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注意。在列宁论断的基础上，他开始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以及连带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更具综合性的思考。在莫斯科，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就是由托洛茨基在1923年发动起来的。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1927年年底。托洛茨基同样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也不否认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与落后性。关键在于，他没有直接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认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起支配与主导作用。既然如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无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不可以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形式的合作。非但不能合作，还应该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国民党，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不仅要反帝、反封建，同时还要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托洛茨基这套观点和主张，是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展开的。其基本特点，就是将其“不断革命论”的理论框架应用于对中国社会与革命实践的分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托派分子全盘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后来，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他们：“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

　　针对托洛茨基的观点，最早由布哈林，其后由布哈林与斯大林联合，提出了另一套不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残余势力占优势的国家，因此，其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四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的联盟。因为国民党具有这样的特性，故可以有限接受马列主义，共产党也因此而可以与国民党合作。国共两党共同反帝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同时共产党要与国民党一起反封建。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反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问题。对此，周恩来后来曾评价，斯大林1927年“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全盘接受这种主张的是王明和博古。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王明写道：在农村，“封建余孽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连词句都与布哈林几乎一样。博古则写道：“半封建的势力，封建的余孽，至今还统治着中国。”这就是典型的“封建残余优势说”。

　　与托洛茨基“毕其功于一役”的不断革命或无间断革命论不同，布哈林、斯大林主张的基本特点在于坚持革命阶段论。这个基本立场是正确的。至于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二者的关系，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是一个基本而重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解决，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独立完成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是针对托派主张的批判。毛泽东同时指出，中国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这又是对布哈林、斯大林主张的补充、完善和修正。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革命“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它“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毛泽东就对莫斯科的理论交锋给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评判，圆满地解决了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赞扬毛泽东“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全面肯定，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精神的充分肯定。

　　显然，中国共产党既没有接受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说，也没有接受布哈林、斯大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1928年，斯大林、布哈林的观点完全统一了莫斯科，但中国共产党依然没有对此全盘接受。正是这种勇于独立思考、顽强进行理论创新的精神，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冲破教条主义束缚，立足于中国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中共六大之前，尽管社会性质问题对党来说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在斯大林、布哈林亲自过问下，瓦尔加在1928年4月为中共纲领草案起草了集中阐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初稿，并且经过了斯大林、布哈林、米夫审阅，但是，从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几项决议案文本来看，中共显然没有采用瓦尔加现成的文本，而是进行了原创性的理论创新。中共六大的相关决议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这就凸显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当然，中共六大决议并非毫无缺陷，例如《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提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这就完全把问题搞偏了。周恩来也曾指出，中共六大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作了不正确的分析”，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共六大标志着中共在社会性质问题上已经具有成熟的独立的理论创新品格。当然，要完成理论创新任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论战的展开与收官

　　中共六大之后，中国革命形势愈加严酷，但是，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并没有结束，反而拉开了新的序幕。这一时期论战的基本特点，就是中国人走到了前台，而莫斯科的理论交锋则相对走向沉寂。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销声，而是遥控中国的托派分子抢夺话语权。同时，一些国民党改组派分子也不断提出主张。从论战的形式看，主要为学理性的笔墨官司。各家各派不仅引经据典，而且都努力拿出尽量翔实的统计数据，试图做到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当然，他们也都严守自己的政治立场，毫不留情地对论敌进行口诛笔伐。

　　代表中国共产党立场的是一批直接受中共领导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专业的人士，史称“新思潮派”。其代表人物是王学文、潘东周，主要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他们直接受李立三领导，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1930年9月，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则为刘苏华、何干之。

　　与新思潮派对立的首先是中国托派一方的“动力派”；其次是国民党改组派一方的“新生命派”。托派的观点前文已经介绍，而此时他们的论证重点是试图利用自以为翔实的材料来证明与推进托洛茨基的观点。“新生命派”的代表人物是陶希圣。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国民党改组派一方的代表，但其念兹在兹的还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为此，他从中国古代社会讲起，兜了好大的圈子，试图证明中国既不是托派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斯大林所主张的封建残余占优势的社会，更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上述因素都包含一些的混合型的特殊社会。既然是特殊社会，自然不能用马克思主义那种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理论来加以改造，而只能使用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特殊理论——在他看来当然非三民主义莫属。很显然，陶希圣的“学术情怀”，完全是为国民党服务的，事实上其社会史与社会性质观点也确实被蒋介石吸收了。讽刺的是，陶希圣早年也曾打着唯物辩证法的旗号，但是，时人已经看穿，唯物论在陶希圣那里“只是一种装饰品、假面具”，“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论的，其实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什么”。在本质上，陶希圣不讲阶级斗争理论，显然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1934年冬创办《食货》半月刊后，陶希圣就自觉地与马克思主义拉开了距离；待其投靠蒋介石之后，就更不再提唯物辩证法了。

　　由于陶希圣的所谓“理论”过于粗糙，而且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他连原先披着的马克思主义外衣都不断丢弃，所以，新思潮派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新思潮派的主要论战对象，是中国托派分子。为此，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亲自撰写了一系列文章，1929年12月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其代表作。王明上台后，对李立三的社会性质观点也予以严厉批判。王明提出，李立三的观点与斯大林、共产国际所讲的“根本不同”，是“一种有害而且危险的观点”。但王明的指责恰恰说明，李立三的理论著述已经含有“中国化”的因素。这种“中国化”的因素，即体现为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属性的揭示。由于这种揭示具有冲破“封建残余优势说”的隐含意义，所以王明说它与斯大林、共产国际“根本不同”。其实，李立三与斯大林、共产国际之间，终归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如果说他们之间“有所不同”，则是确实的。恰恰是“有所不同”，才表明了李立三的创新之处。显然，“有害而且危险”的是王明的观点，而不是李立三的。与李立三的文章一致，王学文、潘东周、向省吾、李一氓、张闻天（刘梦云）等人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凸显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属性。此外，瞿秋白（何史文）、李达、吕振羽等人的论著，也都在不同层面凸显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当然，他们彼此之间还是存在差别的。总之，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风向有了明显变化。杜畏之说：“从1930年起很多无产阶级的战士脱离了刀火生活而转移精力于理论斗争，遂使讨论社会史的文字内容一新——从前是资产阶级的言语，现在却是无产阶级的，或模仿无产阶级的议论了。陶希圣诸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新生命派’失去了他们的历史生命。”这段话正是风向变化的反映，但还没有表达出变化的最大表征，即“两半”概念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特征越来越鲜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何干之。1934年9月，何干之出版《中国经济读本》。该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书中第二章题为“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第三章题为“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将中国概括为“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1936年11月，何干之又出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年年初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开篇即表示要解答“一般人所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显然，此时不仅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广泛流行，而且人们已经对其内涵进行深入探讨。何干之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起来，认为中国革命既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过渡形式，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这就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第二年，何干之还出版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两本著名的小书，这些论著成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总结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代表性著作。

　　面对“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概念日益凸显、独占鳌头的趋势，新思潮派的论敌非常紧张。陶希圣提出，“半封建社会”的“半”无法表达中国农业经济与中世纪欧洲的“根本不同之点”；“半”字“至多亦不过予人以模糊不清的观念”。其实，他本人同样使用过“半封建社会”概念，此时否认只能说明政治立场导致他前后矛盾。托派分子严灵峰同样不满“两半”之说：“中国的民粹派为的要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掩蔽自己的错误，势必至来找寻许多比从前更加错误的‘新’论据，他们现在已绝口不说‘封建制度’的中国了，现在是所谓‘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了。”这段话实际上反而显示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两半”说确实超越了布哈林、斯大林的观点，是一种发展了的新观点。另一托派成员李季则提出，所谓“半”并不是指十分之五封建社会、十分之五资本主义或其他主义，而是“残缺不全”的意思。所以，所谓“半封建社会”，就是仅有封建残余的社会。半封建概念只能应用于秦汉以后、鸦片战争以前“封而不建”的时期。这个观点将“封建”概念严格限定在西欧的狭义定义上，与新思潮派在社会形态意义上所使用的封建概念不同，实为自说自话。“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同样反对“两半”说，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讲法不仅有语病，而且割裂了殖民地与封建概念的关系。但事实上，“两半”概念的特点，就在于殖民地与封建概念的有机统一，而非胡秋原所说的割裂。

　　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两半”说在理论界已然势头强健，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逐渐走出艰难局面，最终在延安立住脚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结出果实。1938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演讲，主题就是中国社会性质。这篇演讲稿是毛泽东全部著作中唯一专门讲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献，因此具有重要价值。此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阐述，都是这篇演讲稿内容的应用。所以，这篇文稿可以视为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收官之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作。

　　毛泽东对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各方观点，无疑是熟悉的，所以他点评说“站在国民党立场有国民党的意见，站在共产党立场有共产党的意见，还有其他种种”。他指出，有些人说“中国是封建的社会”，“这是不对的。照他们的结论，目前革命任务只反封建，这种错误，显然用不着证明”。这里所批评的显然是布哈林、斯大林、王明、博古等人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只是当时还不方便点明。但对托派分子，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他们“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任务”。毛泽东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我们研究中国的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

　　这次演讲之后，通过《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毛泽东开始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作为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部分加以阐述和运用。《新民主主义论》写道：“现在的中国社会，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

　　前文已言，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正是从思考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开始的。而他思考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又是通过分析阶级状况与结构入手的。1925年12月，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段话写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现实感极强。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就拉开了。经过从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时间，“这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这个时期，党内盛行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既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成为其理论基础。

　　由毛泽东总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突破了对马列主义革命一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简单套用与照搬，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原创品格的理论。这一理论让中国人民真正懂得、深刻理解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理论斗争、理论探索的过程才建构起来的理论。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理论创造，是“理论”中的理论、“基础”中的基础。有了这个能够“观察一切事物”的伟大理论，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体系化建构的原点与基础，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就有了指路的明灯，中国革命的实践也就首先在思想上获得了成功。毛泽东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最终所指明的道理，正在于此。这场论战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能教条主义地使用苏联理论，这正是党走向理论成熟的标志。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这里所说的“独创性”，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体现得非常鲜明。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通过回顾梳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可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先进理论，但是，如果不经过中国化的过程，不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还不能说是完全被先进理论武装起来了。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先进理论武装。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科塑造了基本话语方式与理论架构，从而在质的规定性上塑造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形态与范式。这一基本形态与范式的核心特点，就在于从社会性质出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工具，从而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历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不能天然地在中国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它还需要诸多条件。其一，需要有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学术流派对封建学术形态发起攻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扫清道路。晚清时期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新史学”承担起且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其二，需要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比较广泛的了解和认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满足了这一条件。其三，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及历史结合，从中接受验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正满足了这一条件。

　　所以，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适用性、真理性及其对于中国文化自信的新的培植性，不仅经历了实践验证，而且经过了学理验证。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郭沫若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发挥了先驱作用。李大钊不仅热切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术的初步结合。被视为新思潮派“骄子”的郭沫若则运用分析社会性质的基本方法，通过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实现与中国古史的结合，从而建立了崭新的、深刻的史学样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展了许多热烈讨论，其中史学界的讨论尤其引人注目，究其根本无不是从社会性质上生发出来，也无不以社会性质为依归。这就让历史研究摆脱了旧式考证学与19世纪资本主义史学的范式，丰富了认识中国历史的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学术样态作为学术主流，也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历程，既贯穿着这一原则，也验证了这一原则。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既建基于五千多年的独特历史发展道路、深层精神追求、独特精神标识之上，也扎根于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培植之中。在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依然要坚守已经被实践验证过的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根本方法。现代西方主观唯心主义思潮对客观主义的所谓“拆解”“悬置”“震颤”等，并没有动摇从社会性质出发这一根本方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因此，我们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继续运用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根本方法，继续坚持由这一方法所生发出的社会经济结构分析、阶级分析等方法，同时坚持与时俱进，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百年道路的坚实基础上，让文化自信之树愈加茂盛。